大多文人的身上总是有那么一点傲气，“狷狂书生”和“傲气文人”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不难发现他们的存在。《晋书·陶潜传》曾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耶。”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便是书生的傲气。
钱先生曾经说过一句特别经典的话：“一个人，到了20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出息的；到了30岁还狂，也是没出息的。”在钱先生看来，文人若是不狂点，是对不起自己文人的称呼的。
钱先生在少年的时候就狂得惊人，他从小就不愿意说称赞别人的话，也不愿做奉承别人的事。在清华大学读大二的时候，钱先生敢于挑战系主任朱自清先生的学问，他还曾断言自己的父亲知识“尚不完备”“读的书太少”。他也经常在谈话中指出别人的错误，见解独到之处，让人心服口服。
只有天真的人，才敢于时时流露出自己的那种傲气。这位名字叫做“钱先生”的文人书生，认真也率真，你说他恃才傲物，但他也时刻流露出很自然的童心。1994年，钱先生住院的消息不胫而走，各界人士都对钱先生表示了关心。中国有个传统说法，叫做是：“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而这一年，刚好是钱先生84岁，亲朋好友在谈起钱先生的年龄时都以他的虚岁来称呼，唯恐犯了钱先生的忌讳。谁料到这个读遍了天下奇书、童心未泯的老人知道之后却哈哈大笑，他说：“钱某68岁的时候，没成大款呀。88岁的时候要成新资产阶级了。”
钱先生和其父亲钱基博虽说都是国学大师，但是两者的风格却有一些差异。父亲的做派敦厚庄重，不苟言笑，学风也更倾向于平谨严实，据理说事；钱先生在继承父亲的治学精神和国学造诣的时候，更倾向于在恣肆、通脱方向发展。在钱先生看来，文人需要保留着一点童心和童趣，这样的文人才不会显得庄重难懂。
钱先生的女儿，小名叫做“阿圆”。杨绛先生曾经写道：“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的。”阿圆出生的时候，夫妇二人在英国过着清苦的留学生活。杨绛需要照顾“两个孩子”，阿圆小时候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父女俩经常玩得不亦乐乎。钱先生总往阿圆的被子里塞玩具等各种东西，每天晚上，杨绛都要把床铺清理一遍，才敢让阿圆上床睡觉。阿圆五六岁时，有一年过夏天，阿圆午睡了，钱先生玩兴大发，举起手中的毛笔，蘸了墨汁，在阿圆的肚皮上作画，挨了一顿骂，从此再不把阿圆的肚皮当画纸了。
用童心智叟来形容钱先生还真的是不为过，为什么这么说呢？保留着童心的智慧小老头，这算是一种比较亲切的称呼。从某种意义来说，没有纯洁的童心，是不会有真正的创造力的。假如一个人每天都接受着无休止的教育、训练，慢慢地将自己的天性粉碎得一无是处，兴许会造就出一个循规蹈矩的学者，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天才的学者，当然也造就不出像钱先生这样的人才。
文人的傲气，孩童的天真，未泯的童心，似乎用这些词语来形容钱先生还有些词不达意，不够全面。文人的世界里总是有太多的陷阱，有自己给自己设的陷阱，也有别人为自己设的陷阱，既有身体的困倦，又有精神的痛苦，所以做个快乐的文人总是不太容易的。人们一旦拘泥于复杂，就往往会被世俗的灯红酒绿所困扰，被名利权势所诱惑，这时候再去谈自己的人生快乐，未免就有些虚假不可信。但对于那些能够把忍受变成享受，能够在痛苦之中过滤出一种快活的人来说，这便是智慧和洒脱。
钱先生这一生的经历可以说是复杂的，痛苦的。但是在他的文章里，我们依稀还能读到那种最天然、最纯真的文字，这可谓是文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保持着人生的天性，即使颇多坎坷，也要乐知天命，坚忍不拔。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却能一尘不染，保留童心却又不泯才子傲气，这便是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