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是钱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也堪称为中国近当代小说之中的经典之作。这本书中的才女苏文纨说了这样一句话：“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钱先生为这本书起名为“围城”，可能便是因为这句话的缘故吧！
杨绛先生曾说过，钱先生是在1944年动笔写《围城》的，一直到了1946年才写完。钱先生自己也在《围城》的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来里忧世伤生，屡想不止。”“忧世伤生”是说这一生历尽了无穷的苦楚。当时的钱先生蜗居在已为沦陷区的上海，一到春天的时候，就常常生病，他以一副孱弱的病体，抱病写作。在那时，钱先生每天又在不停地为生计而发愁、奔波，在这种环境里写出的《围城》可以说真正地将钱先生的人生意境融入了进去。
钱先生的人生和《围城》很像，一样跌跌撞撞，一样起起伏伏。《围城》在国内经历了一个很复杂的认知过程，从反响强烈到被人淡忘，从被人淡忘到再次火爆。读者在读《围城》的时候，有时候会被它幽默的语言弄得大笑不止，有时候又会在那犀利的语言中联想实际。从某种意义上讲，钱先生的《围城》，更像是一部被浓缩了之后的人生。
杨绛先生回忆说：“钱锺书写《围城》时候，我们住在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锺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两家同住分炊，锺书的父亲一直在外地，锺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从杨绛先生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钱先生的“忧世伤生”并非是空穴之风，当时日本人的侵略让中国的千千万万个家庭和钱家人一样，各奔东西，不能团聚。也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之中，钱先生在杨绛先生的督促下，一点一点地完成了这部《围城》巨作。
关于钱先生和《围城》的渊源，杨绛先生曾经提到过，有一次他们一起看由杨绛先生编写的话剧，在回来之后钱先生说自己想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这才有了写《围城》的想法。当时的钱先生正在忙于写短篇小说，怕自己没有太多的时间写长篇小说。但是在杨绛先生的督促下，钱先生的《围城》慢慢地成长起来。钱先生在《围城》的序里曾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事实上确实如此。
钱先生写《围城》的机缘是很简单，但是他写《围城》的背景却很复杂。《围城》之前，钱先生一直都奔波于学府之间，清华园素有“老虎学生”的传闻，学生拥有“犯上”的民主、自由之风，这就为钱先生学习先进而积极的思想提供了条件。走出清华园之后的钱先生，执教光华大学，留学牛津大学，授课于西南联合大学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他在跋涉书山文海的过程之中，已经很清楚地看透了什么是人性，什么是“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属性。于是这内敛的讽刺、鞭挞社会的文功，就全部积蓄在了《围城》之中。方鸿渐也好，苏文纨也罢，在这本书中，他们每一个人物都是钱先生对人生的一种理解，一种感知。在笔者看来，我们普通人和钱先生比起来，缺少的便是那种跳出自己的人生圈子，以一个圈外人来看待自己人生的勇气。
通读《围城》，我们看到了书中每一个人的命运。读的虽然是他们的故事，但是感悟的却是自己的人生。处在围城之中的人是迷惘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当中跳出来，用一种不一样的心态来看自己。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其实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烦恼并不是每一天都会准时向自己报到的。
有位哲人曾经说：“我们的痛苦不是问题的本身带来的，而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而产生的。”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我们要学会释放自己，换一种角度看人生，换一种对待自己的方式，不执着过去，不纠结现在，不迷惘未来，这才是一种真正的为人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