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学贯东西。他主要运用了古今互见的方法，融会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自成一家。钱先生的治学成就，令学术界佩服地称其为“文化昆仑”。钱先生在自己的创作中贯注了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多见，他的文章区别于同时代的作品，但又和世界文学潮流比较合拍。我们读钱先生的文章，感受更多的则是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意境。
钱先生之所以能够在学术研究上有这么突出的成就，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能够包容所有学科的不同点，能够容纳学科各种个性。博采众家之所长，独成自己的特色，这对于那些比较迂腐守旧的文人来讲是很具有进步意义的。
有人曾经对钱先生的文学著作做过总结：1949年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被称为“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
1949年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七缀集》《槐聚诗存》等，同时，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与此同时还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并且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做了精当的阐述。
在钱先生看来，学科上的包容，是每一个文人都应该具备的特点。他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始终保持着一颗清醒的头脑和深刻的洞察力，能够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之上对西方文学进行辩证的吸收，这是一种大度，更是一种智慧。
中国自古便被称为诗书礼仪之邦，中国的学问也源远流长。然而，在钱先生所属的那个时代里，属于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化却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画地为牢”，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文化前进的速度。就是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了。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文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展现在了世人的眼前。
不故步自封，不夜郎自大，这便是钱先生自成一家的原因。生活中很多人常常在艰难时很谦和、虚心，而在功成名就之时却又会变得趾高气扬，不仅再难进步，还往往因为自以为是摔得鼻青脸肿。钱先生却并非如此，倘若他也是保持着这种夜郎自大的心理来看待西方文学的话，可能今天的“钱学”只不过是一颗微不足道的沙粒，根本溅不起任何涟漪。
凹地的特性是聚势，聚势才能成功。钱先生的处世智慧便是懂得放低自己的姿态，学着凹地，汇聚各方的智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山谷取低势，故能纳万物。老子在《道德经》中就特别推崇凹地的特性，认为它和道很接近。钱先生的处世哲学与他的治学追求理念是一致的。他能够把所有的事物聚集在自己的心中，沉淀之后，形成一汪属于自己的清泉。
包容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处世智慧。善于包容的人懂得放下自己的个人得失来对待他人，他们的人生姿态会谦和、低调，他们从来不会为无谓的事情与别人争强斗狠，也从来不会对别人的失误指责不休。懂得包容的人不是不懂得人生乐趣，而是更懂得生活，更懂得处世规则。
每个人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个性，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这些闪光点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这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度量，也是一种汲取百家之长的智慧。在笔者看来，人生的精妙之处，在于我们能够用自己博大的胸襟，包容他人的长处和短处，从容而淡定，自信而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