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来，学习国学的人完全没有出国“留洋”或者“深造”的必要。在他们看来，研究国学最正确的就是在自己的国家做研究，特别是在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国家，文化历史丰富，完全没有必要走出国门去其他国家做研究。对于这样的说法，钱先生并不认同。在他看来，学国学的人是最应该出国深造的，因为他们之前所学习的其他科目类如数学、物理、哲学和心理学一类的都是完全从外国传进来的，早已经被“洋气”所同化。只有国学类到目前还保留着中国特有的气息，但这并不是保留本色的最好途径。这就好像是中国官员们要保持原来的国币价值去兑换外汇一样，国学也需要外国为自己打招牌，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持原本的地位。
不得不说，钱先生的目光是十分独到的。在他拒绝留校读研究生的时候，钱先生就已经确定了自己未来要走的路。1933年，钱先生拒绝了清华大学各位导师的挽留，回到了上海。之后，钱先生就来到了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光华大学是在1925年6月由退出美国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数百名师生所创建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学校规模较大。按当时规定，一般大学毕业生要工作两年后才能做助教，当上助教后要再工作几年后才能提讲师。但光华大学惜才爱才，破例聘钱锺书为外文系讲师，请他讲授西洋文学和文学批评两门课程。这也为钱先生出国深造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在光华大学任教差不多一年之后，钱先生就报名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结果名列榜首。在1935年夏天，钱先生便和新婚妻子杨绛先生一起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1937年的时候，钱先生凭借着他的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获取了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
杨绛先生关于钱先生的学士学位的来之不易曾经这样说道：“英国大学不同于美国大学，学制比较保守，并非大学毕业即可获得学位，尤其是牛津、剑桥这样的世界老牌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学校一般是不承认外国学校的学位的，当时这种学位也极少颁发给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钱先生以留学生身份能在牛津大学得到文学学士学位是很难的。钱先生获得的庚子赔款奖学金按规定本来可以在英国留学四年，但钱先生因为要陪杨绛去法国攻读拉丁语言文学，所以提前两年毕业。当时校方决定聘请他为中文讲师，但钱先生谢绝了聘任。
1938年上半年，当时的钱先生还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母校的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就写信给他，力邀他回国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当时的清华大学明文规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学生只能做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由副教授再升教授。清华大学又一次为钱先生破了例。而钱先生也在学成归来之后，直接奔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到校后直接被聘任为外文系教授。此时，外文系的教师基本上还是他当年在清华读书时的老师。就这样，年仅28岁的钱锺书便成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安逸的生活，可能是我们所有人向往的。然而，钱先生却对这种安逸不屑一顾，钱先生的智慧在于他永远都清楚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拒绝留校是他的坚持，选择出国留学也是他的坚持，努力地丰富自己，追求梦想更是他的坚持，他永远都比别人更早一步地清楚，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走，该如何走。
人的一生可以分为很多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由于心智的不同，需求不同，所以对很多事物的追求方向就不同。一个有着自己追求的人，在笔者看来应该是幸福的。人生最大的困扰不是没有钱，不是生活的艰辛，而是没有追求，没有自己的信仰。生活中的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少一点对生活的遗憾，自然就会多一些快乐。当你在为了自己的理想付出时，你不会觉得生活有多累，相反你会觉得自己收获了很多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