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曾有感言：“真读书人天下少，不如意事古今多。言及读书人，古今从未少，然真读书人，罕有。”那么在这个世间，究竟有没有真正的读书人？对于很多人来讲，这是一个大问题。古往今来，有太多的读书人为生活所困，为情所困，为名为利所困，这些人一生为名利所累。
那么，真正的读书人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或许是应该是这样的：他不会媚从，不会周旋，不会妥协，不工于心计，不沽名钓誉甚至可以说是不问世事，只埋头读自己的书，做自己的学问。钱先生就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先是留洋海外，后回国任教，他不愿做一个“外国人”。不论顺境还是逆境，他从没停顿的就是读书和做学问。
钱先生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不等于说是不问政治，但是却可以不介入政治，由此而做到慎思不妄言。钱先生却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定位，他很清楚自己不过是一介书生，能做的只有学问。而且，把学问做好也不容易。能让学术薪尽火传，就对得起每天吃的那份粮食了。
钱先生对自己的定位很准，他虽然也关心他的国家和人民，但他更懂得量力而为。正直的人有的时候表现得过于固执，因此他们常常会把自己的人生弄得异常沉重；而圆滑的人，有时候搞不好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妥协。钱先生给自己的定位就综合了这两家所长，正直而圆通，就是钱先生给自己的定义。
钱先生在写文章的时候，比较专注于从人性出发，审视知识分子，作为“无毛两足动物”的评价标准。他批判时锋芒尖锐乃至尖刻，是因为他无奈地发现：人性的“恶”，从来不曾伴随文明的进步而消减；反之，人性之“善”，亦从来不与文明的发展成正比。表面看，钱先生对文明和知识分子的整体批判态度仿佛有老子式的反文明倾向，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尚贤”导致人不贤，只有“绝圣弃智”，人心才能返归纯朴。钱先生作品对知识分子心灵丑态的揭示，仿佛也显示出：知识愈多，心机愈重；文明愈甚，虚伪愈盛。然而，与老子不同的是，钱先生所否定的，不是文明本身，而是人性的惰性。在这一点上，钱先生可以说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不设想乌托邦，不以理想的幻想慰藉自己与别人。他的清醒与睿智，决定了其内心深处难以名状的孤独与悲凉，一种深藏于他玩世语言之中的对于人性的无奈与悲哀。
在中国现代作家当中，钱先生应该是一个特例。他不是以思想先驱、文化英雄乃至圣贤人格自我期许的知识分子，积极干预现实，无论在研究、创作或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一种自然无为的姿态，他是一个并非“失意”却崇尚淡泊的“出世”者。他将写作比喻为在人生这本大书的边缘上随意写下感想心得，而他自己，就始终以边缘人的姿态站在“人生边上”，冷眼看待世人，由此获得少有的冷静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