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在位45年，对皇帝的权力抓得很紧，但并未将国计民生放在心上，很快就将祖上传下的一点家当荡个精光。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吏治的腐败，明初的鱼鳞图册和黄册早已形同废纸，豪强大户有田而无赋，而贫者无立锥之地仍不能免赋，后来官府采取制订赋税原额、令里甲包赔的方法，更加重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农民便抛弃田产成为流民，以致政府所控制的人丁、田地数大幅度下降，出现豪强越来越富，国家越来越穷的恶性循环。财源枯竭的同时，开支却不能控制。世宗屡改礼仪，大兴土木，每年用于修造宫殿、祭坛和庙宇的费用就超过600万两银子，嘉靖二十六年，仅湖广一地采木费即达339万两。斋醮礼仪更需要大量钱财，每一次都要用赤金书写门坊匾额，需金数千两，各种蔬食之费用银1万8千余两。这类仪式常常举行，浪费非常惊人。官员若在这方面提出俭省，就会遭到惩罚，因此谁也不敢说。朱氏宗室人口增长，文武官员较国初增加了四倍，禄米需求恶性膨胀。大小寄生虫纷纷中饱私囊。一次，朝廷查核军饷，发现总督、巡抚以上诸臣多侵吞军饷，多者10万4千左右，少者也有数千。光禄寺为宫中购物并无定额，只凭片纸便如数供给，太监便从中私吞，或转卖于街市。嘉靖时战事频繁，卫所兵已不中用，只好招募新军，士兵按月发饷，军费便高得惊人。嘉靖三十年一年，诸边费即达600万两，而当时户部岁入只有200万两。这样一来，国家仓库都淘空了。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告警，边臣天天催饷，而库存银已不及10万两，户部尚书急得直跳脚。为维持收支平衡，各地又增加了许多五花八门的税目，便使人民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百姓都说：“嘉者，家也;靖者，尽也。”民众家穷，国家财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