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若生在明中期，再怎么不济，也能使国家保持清平的局面，然而，他偏偏生于末世。他接受了一个烂摊子，经万历、天启两代的糟蹋，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军队不堪一击，外有满清压境，内有农民起义。更为可怕的是，整个政府机构及士大夫阶层都彻底腐化了，经过几十年的党争，无谓的党派斗争已成为惯性，在所难免，贿赂公行，选出的官，文者无谋，武者无勇，上下内外，通同扯谎，事事皆坏极了。皇帝看到这局面，真是太着急了，只希望一夜之间就能整顿朝纲，使老大帝国恢复青春，他自己认真负责，便希望臣下也如此，然而哪里行得通? 于是他又愤怒又失望，便用重刑处罚臣下，结果使君臣更为离心离德。臣下批评他说：“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 可年轻的皇帝哪里听得进，仍是一味地急躁，他政治经验不足，又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用人不当，便反复换人，动不动就逐杀朝官，到崇祯末，内阁大学士前后换了51人，杀了2人，诛杀了7名总督。这样一来，一方面使大小臣僚不敢任事，人们皆明哲保身，另一方面奸佞之徒利用皇帝的弱点，大进佞词，或以严刑峻法苛责对立派。朝廷上唇枪舌剑，不讲安邦治民，只是无聊的指摘吵骂。一次，天象发生星变，各派大臣又来劲了，借此大作文章，互相指责，吵得不亦乐乎。对此，皇帝非常讨厌，便不再相信文武群臣，甚至以后也用宦官监视群臣，使政治局面更为混乱。由于崇祯帝特别克己勤政，旧史对他的失败尤为痛惜，以为如果他不那么急躁，也许就能成功了。然而，不急于求成，或许导致因循，不严厉治下，也可能无法控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崇祯的宝座正安放在火山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