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家时代之说，盛于国初。竹垞谓:“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后此词人，群奉其说。然其中亦非无具眼者。周保绪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又曰:“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潘四农德舆曰:“词滥觞于唐，畅于五代，而意格之闳深曲挚，则莫盛于北宋。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至南宋则稍衰矣。”刘融斋熙载曰:“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可知此事自有公论。虽止弇词颇浅薄，潘、刘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则与明季云间诸公同一卓识。
此条论北宋词与南宋词孰高孰低、孰优孰劣。王国维的主旨、目的是肯定五代北宋词的崇高地位，引导词风朝自然、真率的方面发展，批判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尊南宋词，以姜夔、张炎为归的词学宗趣。
关于北宋与南宋词高低优劣之争，在明代就发生了，然在当时词学整体不兴旺的背景之下，大家对于讨论这样的问题兴趣不大。至晚明，词学渐呈开展之势，尤其是陈子龙及云间派，词再度成为他们重要的文学形式，而对之投入相当充分的热情，他们主要写小令，在词学宗趣上也向往五代词，后来又逐渐扩大到北宋词，对于北宋词的肯定，主要也是限于短章小令。王国维称“明季诸公”论词有“卓识”，主要就是指陈子龙及云间派。
然而，清初词学呈全面复兴时，对南宋词的重新评价开始受到人们重视，最明显反映这一变化的是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朱彝尊在《词综发凡》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浙西派并非不重视北宋词，而是强调，更应该看到南宋词人的发展。所以他们论词，主张小令学五代北宋，慢词学南宋，由于他们提倡“醇雅”(汪森《词宗序》)，以姜夔、张炎为宗，所以浙西派实际上产生的影响是在高扬南宋词这一方面。王国维说，自从朱彝尊提出尊南宋词，“后此词人，群奉其说”，这一概括符合实际的情况。当然，朱彝尊这样的词史观也不可能使所有人都信仰，对北宋词有好评，或不同意对南北宋词强为优劣，类似这样的批评意见也不绝如缕。王国维在评语中列举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潘德舆《与叶生名沣书》、刘熙载《词曲概》的说法，是不同意朱彝尊观点的人一部分意见，有一定代表性。由此可以看到，清人对南北宋词的比较和评价，也是各种各样。王国维本人崇尚五代北宋词，贬抑南宋词，是前有所承的，也可以说是对这种意见的集大成，但是，他又对此做出了更加断然的论述，意见更加尖锐，对南宋词及推崇者来说带有更大的挑战性，所以他又是这一派中最激烈的一位词论家。
对南北宋词高下优劣之争，实质是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念之争，而文学史观念又是文学观念的反映。王国维对每一种文体的变化抱这样一种认识，“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所谓“习套”，是指文学脱离了自然的、表情的道路，陷进了矫饰的、虚浮的泥沼。所以他又说：“故谓文学今不如古，余不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初刊稿”第五四条，引文据手稿本)他对于词从五代北宋至南宋的延续，也是这样看的，结论是由盛而衰。所以对南北宋词的不同评价，是王国维文学史观念和文学观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单纯地比较某个词人、某篇作品的优劣，不可同日而语。其中有进化论的色彩，这与五四前后新兴的文学观念相吻合，《人间词话》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北宋词与南宋词的差别，显而易见者，一多为短篇小令，一多为慢词长调。应该肯定，词的篇制由短小到长大，由简单到繁复，是词体极其重要的进步，词如果没有这一变化，依然停止在短篇的阶段，它就不可能容纳广阔的社会和精神的内容。因为篇制变长了，天地宽绰，开阖自如，写作技巧和手段也就更加丰富。这与短篇小令表达、描写直率，情趣真朴的特点不同，尽管如此，长调的体制优势却在别的方面得到了补偿，这是不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