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
西方有文学艺术产生于游戏的说法。按照这一说法，不仅文学艺术在形成的初期，人类因为有剩余的精力从事于游戏，因而这种活动就变成了文学艺术的源泉，而且，即使进入文学艺术高度发展的时代，文学家、艺术家所以创作文学和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用游戏的态度自由支配闲暇时间、显示人性的完满有关，因此游戏依然是促使文学艺术发展的动力。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介绍了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的“游戏说”，佛雏因而认为，王国维说的“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这段话，“亦本于席勒”(《〈人间词话〉三题》)，是有道理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王国维文学思想包括词学思想受西方影响的痕迹。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比较多是从实用的角度去解释文学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对于文学艺术的作用，也是强调功利甚于娱乐，因此，文学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肃的创作态度，作品庄重的含义和有益的影响，也就成为随处可见的要求，这方面的内容在传统文学批评中显得非常突出。在这样的精神土壤中，“游戏说”很难结出果实来。王国维一方面肯定西方的“游戏说”，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诗人对待游戏，一定要抱“热心”的态度去进行，才值得肯定。从整段话来看，显然他的重点又是落实在后面一层意思。作者既然以“游戏”的眼光观察“一切外物”，取之为写诗填词的“材料”，自然不难写出具有“诙谐”特征的娱乐性作品，摆脱实际利害的纠缠，然而，纯粹为了“诙谐”而写诗这又并非是王国维对诗人的希望，他强调文学作品“诙谐与严重”二种性质“不可缺一”。“严重”相对于“诙谐”而言，是指作者应当严肃从事文学写作的活动，热心地关注社会，积极地描写人生，并且“通古今而观之”(“未刊稿”第三九条)，深刻地表现出人的精神和心理，为社会带来进步的动力。王国维反对将诗词等文学作品沦为政治的工具，他肯定“游戏说”，一部分也是针对这种政治工具论的文艺观。他又反对一切轻佻的作品，这种作品趣味庸俗，格调低下，于作者、于人、于社会皆无益用，也就是说，它们不具备“严重”的性质。王国维从“游戏说”而引出“诙谐与严重”兼备的文学观，可以说，这既是引入西方文艺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加以改造，同时，又是将中西文艺思想相互结合起来，进行新文艺观念的建设。吸收、结合、建设，这贯穿于《人间词话》的始终，也是王国维在词学批评史乃至文学批评史上最值得表彰的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