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波逐流的文人是比较少的。人们在说起文人的时候，总会不自觉的想到他们的特立独行。譬如，在谈及钱先生的文章时，人们常常会说，自己读的便是他那种“做完整的人，过没有一丝一毫奴颜和媚骨的生活”的刚直，读的便是他那种“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思绕树鹊难安”的治学精神。钱先生不违背本性，不背其行。他的特立独行留给了那些同样热爱文学的人不一样的印象。
钱先生在治学方面有自己的要求，他从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更不会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总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参照中国和世界，特别是在观察中西方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表现的是清醒的头脑和深刻的洞察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钱先生开始了《管锥编》的撰写。这本古文笔记体著作，可以说是钱先生又一鼎力之作。在写这部书的时候，钱先生阅读了大量的古籍，并对所有读过的书籍进行了详尽缜密的考疏。
有一次，钱先生翻阅《太平广记·杨素》篇，对其中的“破镜重圆”的典故心起疑窦，结实的古铜镜怎么会一分为二呢？钱先生在书房里踱来踱去，百思不得其解。他抬头看到书柜上摆着的一面铜镜，便顺手拿起毫不犹豫就往地上摔。“哐当”一声，铜镜在地上打了个滚，滚到了书桌下边。
夫人杨绛听到响声后赶紧跑了进来，问他：“什么东西掉地下了？这么大动静。”钱先生朝书桌下努努嘴。看到是铜镜掉在书桌下，杨绛赶紧弯腰捡起来，递给钱先生说：“这铜镜怎么会掉地下，这可是你的宝贝呀！”
钱先生顾不上回答，急着察看铜镜是否摔破。他左看右看，除了有一些磕碰的痕迹，并没有裂开，便自言自语道：“不对呀，怎么摔不成两半？”杨绛听他这样说，才明白过来：“难不成是你故意摔的呀？”钱先生点头：“是呀，我想验证一下古书里提到古铜镜一破为二的说法。”杨绛又好气又好笑：“你呀，真是个痴老头！”
摔一面铜镜，钱先生还是有点不放心，索性把自己多年收藏的十几面古镜都拿了出来，一个个地往地上摔。这边书房里“哐当”“哐当”不断，那边的杨绛先生听到之后也安之若素。不是她不知道铜镜的价值，只是她更熟知钱先生特立独行的秉性。
十几面古镜摔到地上，“了无损裂”，钱先生这才放心。他认为铜镜绝非如隋代笑话集《启颜录》所说“堕地分二片”那般脆弱，并将自己的实验过程和读书笔记写入《管锥编》中。
不得不说，钱先生的这种特立独行的治学精神倒让人佩服。姑且不论古镜“一摔为二”是否具有真实性，单单钱先生的这种“较真”就让人觉得亲切了许多。他不写官样文章，不做御用文人，不追随文学“潮流”，他只是一心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
身为一代国学大师的钱先生，没有特别强的名利心，名利对他来说或许只是浮云一般的存在，对他来说，可能学术研究是最重要的，而其他的根本不值一提。“人誉之一笑，人骂之一笑”，他的生活如同正在发酵的酒曲，最终会酿成甘洌的美酒。
循规蹈矩的人生，一成不变的生活，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在平淡之中忘却自我特色。生活总是需要一些特立独行，譬如钱先生，他便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既不盲从，也不从众。
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怀着一颗谦卑的心，保持着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心态，认真地以自己的方式来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设想，更不是闲时无聊的空想，而是一种对世界的通透认知。
特立独行并不是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搞特殊，都要和别人不一样，这不是特立独行，而是一种嚣张跋扈。特立独行的人，要有属于自己的追求，要有自己的行动方向，他不会因为外界的干扰就对自己所坚持的东西产生怀疑，更加不会因为别人的追捧而变得随波逐流。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以一种“正常人”的心态来看待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会认为他们不合群、不懂得交际，甚至会觉得他们和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但谁又能知道，他们想要表达的并非如此。众人有为无不为，这在钱先生看来便是一种修身养性，便是一种清静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