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先生看来，学术研究并非是一朝一夕就能钻研透彻的，它需要长久的坚持才行。也因此，钱先生对于学者们对自己的“钱学”一称并没有太大的好感。“钱学热”可能只是人们的一时兴趣才兴起来的，这种一时兴起的研究在钱先生看来，太过肤浅了些。
青年时期的钱先生，在学术上的研究让很多学者们惊叹，但钱先生的顽童性格也让人觉得他写不出那些严谨而规范的学术论著。
学者们的看法并不影响钱先生在治学上的追求，他那富有想象力的活跃心智是不会因为人们的小看就受到影响的。在他看来，文评诗集并没有固定的格式，倘若真的要追求格式的话，大体上可以有，但是细分起来的话，就没有了。因此，钱先生就开始寻找一种新文体来进行创作，这种文体既可以展示他那渊博的学识，又可以让他天才的“恶作剧”得到充分表现和发挥。
从进入清华大学之后，钱先生除以“默存”“中书君”的名字在《清华周刊》《国风半月刊》等上发表了大量的旧体诗而外，还发表了一些学术类论文。从1930年开始，他在《清华周刊》《新月月刊》《大公报》《国风半月刊》《学文月刊》《文学月刊》《天下月刊》《文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小说琐征》《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论不隔》《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等论文，以及《一个哲学的纲要》《休谟的哲学》《美的生理学》等书评。同时他还著有用英文写的论文《中国古剧中的悲剧》，以及获牛津大学文学学士的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等。
钱先生后来治学的一些特点，譬如说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广泛地吸收西方文学说中的新观念，对古今、中西之间和各人文学科相互贯通，以及诗心、文心，等等，在这一时期已经露出了端倪。再如钱先生对《一种哲学的纲要》中卡纳特的批评，以及对《美的心理学》的文艺批评都反映出他对西方哲学、文艺理论和美学之熟悉程度，以及突出的思辨与语义分析能力。
书评以及写作，是钱先生对新文体研究的一个铺垫，也是新文体出现的一个必要沉淀。钱先生的《谈艺录》就文体而言，属于诗话的文体，这一点他在书中的开篇里就已经点破了。而《管锥编》使用的文体则是笔记、札记之体。这两种文体都是中国独有的著述形式，它们讲究的是笔墨精妙，可以做到挥洒自如，用简单的方法来叙述复杂的事情，只是近代之后逐渐地不被人重视了，成为了历史橱窗中的东西。但钱先生却用它们，以妙曼之笔来点化评析古籍中所涉及的种种人文现象，尤其是诗心、文心、哲理、心理方面的描写。与其他的文体相比较而言，这种文体倒是显得更加优雅惬意，所以也有学者称这是对原有文体的提升或者是现代转化。
钱先生曾说：“文评诗品，本无定体，只求之诗话、文评之属，隘也！”的确是这样，如果所有的文学著作都追求固定格式，都遵守固定的写作规则的话，只会走向狭隘。在非谈艺之书里发现谈艺妙语，仿佛在灰烬里面发现闪亮的珍珠，别有一番喜悦。
钱先生是比较执着于自己追求的人。在钱先生看来，这个世界一直都在改变，没有任何人或者是任何事永远一成不变，人们想要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改变自己，跟随时代的潮流，这样才能坚持自己的追求。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坚持自己的追求，勇往直前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钱先生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并且这种追求让他觉得心灵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