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落地生根的地方

我的祖先不知从哪一代起，住到百尺泾边上的。

读了几年书，识得几个字，到了一定的年龄总想寻找祖先的根在哪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家祖上世代是农耕之家。如果是望族大户，一定会有族谱家谱，而我家没有，一如寻常百姓之家。家里最多有一个吊在东北角房梁上的家堂，放着红漆斑驳的祖宗牌位。

据爷爷及村里老人说，我家在村里的历史，要比吴家宅和叶家宅长。但那两个家族人丁兴旺，一长串，好几十间门面，而我家自高祖辈起，家道陵替，不是岀牵他乡，就是单传无后。最终就剩我祖父两兄弟一脉。我叔祖父早年入赘给胡家，也人脉火旺，他总共生了十个儿女，存活的就八个。而我祖父单传，就我父亲一脉。

我家的房屋，独家野村地趴在百尺泾边。破旧的五间茅屋，前面三间住人，后面两间一半堆柴火，一半养着猪和羊。那时，吴家宅，叶家宅都是瓦房，地上铺的都是方砖，我很羡慕。何时我家也变成敞亮的瓦房呢？

每逢下雨天，茅屋檐上的雨水像稀释了的酱油汤，太阳出来了还滴答个没完。寒冬腊月，凌噕从檐头挂下来，有一尺来长。此时的我，多半是站在檐下，看门前官路上三三两两过往的行人。或者用竹爿、树干搅拌阶沿下的烂泥，挖细软的红蛐蟮。专注得不闻祖母帮她摇袜打下手的呼唤。

每年的春雨水来临前，茅屋得铺上一层新的稻草。否则，梅雨季就会渗水。盖茅屋的稻草，是隔年秋收后预备下的。

稻草在场角堆成一个柴垛。雨雪来临前，密密匝匝的麻雀在上面焦躁地觅残存的秕谷。

晴天，人们出工后，村里很静。短视的鼹鼠们探出脑袋，捕捉外面的信息。随后，一个咬住一个的尾巴，绕着稻草垛鱼贯着进出。鼹鼠实在短视得厉害，你趴在它们近旁，只要不出声响，它们是断无发现之理的。我常趴在地上观察它们。鼹鼠的毛油黑发亮，尾巴也没有家鼠长，身体远不如家鼠峻拔，臃肿得近乎蠢笨。嘴跟鼻子却出奇的粉嫩，常下意识地一歙一歙的。不知在嗅些什么。俗话说：鼹鼠叮尾巴——一串。那是形容某家的孩子多。不过鼹鼠确有叮尾巴的习性。它们是群居的，由于视力极差，所以只能以叮尾巴来保持不失散。我常常好奇地用树枝截住最后一只鼹鼠，使它离群。而叮在最后的往往是小鼹鼠。结果是，那离群的小鼹鼠如无头苍蝇，到处乱碰一气。那头一愣一愣的，像一个刚会站立的娃儿。如果是领头的鼹鼠粗心或以为有危险而不来寻找，那小鼹鼠就会“吱吱”地叫上一整天。直到它的父母将其携走。

待到我家盖茅屋而掀开稻草堆时，里面已育有许多小鼹鼠了。那些小鼹鼠实在小，还没开眼，不会爬动。满身肉嘟嘟、光溜溜的。窝被端掉了，它们的父母早已逃之夭夭。鼹鼠身上有股臭味，所以猫是不吃的。只有大公鸡才将它们作为美餐，自己吃了，还要啄起来讨好母鸡们。

茅屋铺完稻草后，得盖一张稻草绳织的网。那得需要许多草绳。而搓绳的事，多半是由爷爷来做的。他生肺病，不能下地干活，就用搓绳来帮衬父母。白天父母都得下地，没空搓绳。每每到夜晚，我一觉醒来，还见父母就着昏昏的灯火搓着。那时还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那摇曳的灯火，把父母的身影投射在烟熏火燎的墙壁上，恍恍惚惚的影又把我摇入了梦乡。

用稻草盖茅屋，都是由我的公公，也就是我爷爷的弟弟，带着他的四五个儿子来完成的。我爷爷就一个弟弟，因为家里之前造火灾，曾祖父母去世得早，他很小就入赘到胡家。他们兄弟俩感情很好，我爷爷常年多病，常赖公公照拂。

我公公身体很健壮，曾经是地下党武装的机枪手，打过游击。后来不知怎么脱党了。地方志上有他的名姓，他叫“胡进荣”。解放后，他在胡家桥镇上杀猪为生，清早出门，下午回家还要种好多亩地，以养活他近十个儿女。但他不以为苦，只要晚上一斤土烧酒下肚，疲劳皆消。记得他冬天束着围裙，戴着毡帽，活脱是一个老头。其实那时，他也就四十来岁。只是在他去世后，我家客堂的墙上挂着他放大了的遗照。那时的公公戴着列宁帽，穿着中山装，别着一支钢笔，还露出一个怀表链。这也许是他最风光的时候留下的影像。

他虽以杀猪为生，可在胡家桥一带，人们一说起“小娘舅”（这是社会上人对他的尊称）没有一个不认识的。这都出自他的仗义及敢作敢当。

在他四十六岁那年的一天晚上，睡下去后就再也没能醒来。我那时九岁，我的小叔，公公的第十个儿子才六岁，尚未更事。入殓那天，他还爬到父亲的停放在客堂里的棺材上玩。

我那天哭得很伤心，因为公公很喜欢他的侄孙，尽管他自己有许多儿孙。我爷爷更为失去他唯一的弟弟而无限悲伤。很长时间，爷爷一直对我的婆婆，他的弟媳很有些意见，总以为她没照顾好自己的男人。其实，公公得的应该是脑溢血，当然跟他的过度劳作有关。婆婆也无能为力，能怪谁呢？

公公过世后，给我家盖茅屋的事，由公公的儿子文庆伯父带着他的几个兄弟接过去完成。一直到八〇年我家翻建楼房。

我家独家野村，一直到东首搬来了建国一家。原本在我家东首百米处有一个牧场。那是大队养猪的所在。后面隔一条小河浜是叶家宅，再隔一条小河浜是吴家宅。前面的戚家宅与朱家宅在五百米外。印象深刻的是，我家左右及隔河对门，有许多坟墓。西首的坟墓最大，家族里过世的人都葬在那里。最醒目的是一个草包棺材，每到秋风萧瑟的日子，棺材上的茅草被风吹起，露出红红的棺木，好像要奔跑似的。我很是害怕，即使放学路过那里，也要绕过去。父亲告诉我，那里面是我的亲奶奶，他的妈妈。

我知道挂在墙上的照片是我的亲奶奶。我在家里玩耍时，不管在哪个角落，只要我抬起头来，发现她总是在看着我。可我从未见过她。尽管父亲常常说，我还是无法将奶奶跟那口棺材联系起来。奶奶去世时才三十五岁，是被舟山过来的飞机扔炸弹炸伤后死的。父亲那年只有十三岁。

每到清明季节，父亲就用稻草包棺材，而且每次要拖着我去做他的帮手。不是递稻草，就是拉绳子。完了还要烧纸锭磕头。我害怕极了。可父亲每个动作都小心翼翼，神情凝重，好像怕惊动了睡在里面的母亲似的。

现在想想，父亲，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正是对母亲依恋的时候却失去了母爱。而他的父亲，我的爷爷，解放前一直是地下党，常年东躲西藏的不回家。初解放时，一直在外为新生的政权奔忙。根本无暇顾及他的儿女。

从此，这独家野村的茅屋里，就我的十三岁的父亲和比他大两岁的姐姐——我的大姑妈。我的二姑妈，因为无力抚养，很小就送给了人家作童养媳。这少年失恃，情何以堪？幸亏得到乡邻们的照顾。我懂事后，大姑妈一直说起曾经关照他们姐弟的乡邻们。

此后，过了七年，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家东首的牧场里面，也有我家的坟地。那里虽窀穸错列，但没有草包棺材，都是些砖砌的坟圈和隆起的土堆。荒寂冷僻，杂草纷披。小时候，我们还爬上坟堆逮蟋蟀，拔茅针。逢清明或年节，我父亲会去烧纸锭。那里葬着我的曾祖辈，还有我最小的姑妈。小姑妈夭折时才三虚岁，那时祖父因为被国民党追捕躲在外面，小姑妈去世时也回不了家。后来听照梅的母亲叶家姆妈说：小妹妹很可怜，骨瘦如柴，整天坐在门口上一直喊冷喊饿。后来就死了，死了就草草地埋了。

那时我想，小姑妈为什么不埋葬在她妈妈的身边呢？人家吴家的一个坟地上，她们也是母亲与女儿，死了不就是一口大的草包棺材，边上傍着一口小的棺材吗？像孩子依偎着母亲似的。而小姑妈却一个人在荒坟野地里，那该有多么孤单啊！她才三岁呢！

若干年后，邻村的陆家，为自己的儿子娶鬼亲，小姑妈的稚嫩的骨殖被挖了过去。曾经埋她的地方，留下一个浅浅的坑。春天里，坑沿边尽是茅草，还有荠菜、马兰头、蒲公英。坑里满是积水。油菜花开的日子，雨蛙在水坑里唱歌，里面游动着各色的蝌蚪。

我想，小姑妈被娶到陌生的人家，一定也逃不脱童养媳的命运。

写到此，我不禁泪水涟涟。

我小姑妈若还活着，也该七十来岁了，也该儿孙满堂了。现在的社会多好，吃穿无忧。她的儿孙，再也不会忍饥挨饿了。当年，她幼小的心灵，会憧憬过这样的日子吗？烙在她眼睛里的最后的世界是怎样的呢？她可料想到，许多年以后，未曾谋面的亲侄子，在一个寒冬的夜里，写着怀念她的文字吗？

除了我们家的二处祖坟外，远近还有零星的坟墓。而最大的要数百尺泾与鱼塘河交汇处，牧场斜对面的泥遮坟了。那是乱坟岗，那里没有一口棺材，多的是馒头似的土包。层层叠叠。那里的死者不是被土匪绑票暗杀的，就是叫花子、流浪者。所以，清明节从未见什么人在那里烧锭、焚香。

那里是一个死角，除了百尺泾和鱼塘河里的船，没人会经过那里。那里长着许多树木。同样是榖树，皂荚，桑树，榉树，长在泥遮坟上面，样子就很特别。开出的花，颜色也怪怪的。同样的喜鹊，杜鹃，麻雀，在那树林里发出的鸣叫，声音就带着一股森森的寒意。

每到万物肃杀的秋冬季节，土堆上狗尾草、茅草摇曳着白森森的穗子。羊角风常从那儿生成后，裹挟着枯草、泥尘一路扶摇而去。小时候坐父亲摇的船去新寺卖猪、碾米，从那边上经过，那里吹来的风常常使我打激灵。

不知道我那时常常做噩梦，梦见各色各样的怪兽，是不是与周边那么多坟墓有关。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些坟墓都铲平深埋了。原本独家野村的宅基上，早已搬来了建国家，吴家与王家。

五年前，村里的土地都被征用，村民都吃了镇保。曾经深埋的祖先的骨殖，都运到镇里规划点集中。于是，家家忙着准备木盒、被褥、衣服、纸锭。但骨殖已不见了，不是找不到，就是它们早已融汇在生它们养它们的泥土里了。

我家五服以内的祖先都搬迁进了新的阴宅，门面上还用红漆写上名字。可就是没有我小姑妈的名字，因为她已“出嫁”。其实即使不“出嫁”，也不会有她名字的，她那时实在太小了，还没来得及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老人们只知道叫她小妹妹——我的小姑妈。

阴宅先搬迁了，接着该是阳宅了。百尺泾边我的家终将搬迁到一个不知叫什么的地方。祖祖辈辈扎下的根从此将掘起了。我们的后人，从此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根了。

2012年1月于枕曲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