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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梅《家堂与神主牌》散文赏析

家堂与神主牌

清明近了,祭祖的氛围渐浓。媒体里传播着踏青祭扫的消息。这使我想起农村曾经家家有的“家堂”。

“家堂”是什么?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一定陌生,抑或根本就没听到过。家堂书面语称作“神龛”。那是每家每户供奉先人牌位的所在。我生也晚,但还依稀记得。因为“文革”来临时,那东西还在。那时虽不更事,但总觉得那地方很神秘,甚至带着敬畏,所以印象也就特别的深。

那称作“家堂”的东西约莫有一米见方,高大概也在一米许,是木板构建的,像一个玲珑的小房子,也像个道士帽。一般都附着在客堂东北角的第二根桁条处。古人说:媚于奥,莫若媚于灶。可见古时候是把西南角作为尊位的,而我的家乡却以东北角为尊。那东北角的家堂里面,放置的是一个个叫作“神主牌”的先人牌位——那东西样子像时下的一个个微型墓碑。尺把高,朝笏般宽,油漆成暗红色。上面写着“先祖某某之灵位”。

家堂里往往还有烛台、香炉等祭器,抑或还有家谱。当然,家谱不是每家都有的。农户人家,大字不识几个,再加上兵燹、自然灾害,人丁也不见得兴旺,所以五服之外,几乎都成了孤魂野鬼。不像望族或大户人家,还有个祠堂或家谱。死则有停厝的地方,供族人瞻仰,亲人守孝;葬则有家谱留名,供晚辈寻根。农户人家,一般都呼不上曾祖的大名,更无论高祖了。我也只知道曾祖父叫“汤土生”,曾祖母叫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听祖父说,她是柘林外海边冯家堂的,那大概姓冯了。家堂里也一定有她老人家的席位,但我却没有一点印象。

国人崇尚“慎终追远”,看重香火传承的农民更不例外。所以,那家堂,则成了祭祀祖宗、继祠香火好的载体。

我家客堂的东北角就有一个家堂的,每到清明或年节,父母亲就将家堂里的牌位一一请下来。那一定得用“请”字的,带着敬畏。不能说成“拿下来”或“取下来”,这不庄重。所以把整个祭祀的过程叫作“请祖宗”。联想到“文革”期间,到新华书店买领袖的像,不能说“买”,一定要用“请”。窃以为,大概就源自于此了。

那神主牌请下来后,一字儿排开,供奉在祭桌上。再供上祭菜,燃起香烛。每个牌位前放上一副酒盅与筷子。酒是白酒,但都兑了一些水。这时的桌子是不能碰的,如果你嘴馋,想捞桌上的祭品,那是一定会遭大人呵斥的。

牌位上是写着先人的名姓的,父亲指给我们兄弟看,那是某某,某某。可我们还小,想象不出那牌位与称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再说我们的注意力不在这上面。只记得挂在墙壁上的曾祖父的遗像。“曾祖父”这称呼是书面语,我们那里称作“太太”。记得父亲说那是他的祖父,我们的太太。太太在我祖父十一岁时就过世了,那时还没有我父亲,而对我与弟弟们,其隔膜是自然的。

再边上的照片是祖母的,那是我的亲祖母。她去世时刚三十出头,还很年轻,我父亲才十三岁。是初解放时被国民党舟山过来的飞机炸死的。我虽然没见过我的亲祖母,但对她的印象是深的。那是因为在我家的祖坟上,有她的草包棺材。由于其他的祖先都已入土,荒凉的坟地上,只有她的一口棺材,显得很突兀。冬天的时候,西北风吹去包在上面的茅草,露出淡红的棺胎。我每次放学回家路过此地,都恐惧地加快脚步,目不斜视。而到清明节前,父亲就用稻草重新将棺材包一遍。父亲是祖母唯一的儿子,他那仔细、小心的程度,胜过盖自己住的草房。而且不管我的惧怕,每次一定得拖着我去。而我那时是不懂得父亲的用心的。

至于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到的祖母,那其实是我的外婆。她是在我外公去世后,带着母亲(母亲那时也十多岁)续弦到我家的,所以也成了我的祖母。其实她对我来说,是有着双重的身份。小时候我犯了错,祖母打我时,我会无端地想,假如我的亲祖母在,她会打我吗?那其实是我的无理。她对我疼爱有加,说我就像她的小儿子,因为我叔祖的妻子,也就是她的妯娌,年龄与她相仿。她生了十个孩子,而最小的竟比我还小三岁。祖母对我亲得有时连我母亲都眼红——她真的把我当她的小儿子了。她是有个小儿子的,是我母亲的弟弟,不过很小就得病夭折了。她还说我像外公,其实我也未曾见过外公,母亲四岁时外公就死了。在那个社会,我外公也算是颇有些资产的,曾经在法华镇、胡桥镇开了三四爿店的,且兼有田产,结果吸上了鸦片,从此倾家荡产,死时家徒四壁。

我曾无端地想,如果我的亲祖母、外公不死的话,如果即便他们死了,我外婆不嫁到我家成为我的祖母的话,再者,我的父母不成亲的话,那这世界上会有我这个人吗?会有我们兄弟间的亲情吗?这是否冥冥中有一双手在主宰着我们成为祖孙,成为父子母子,成为兄弟?那几率实在是低于七石缸里捞芝麻的。

我曾憎恨国民党的飞机,它使我失去了亲祖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憎恨淡得近乎无。其实再想想,那都是国共两党兄弟阋于墙的事情,而伤及的却是无辜。即便是双方的士兵,他们其实也是贫家子弟,只是想图口饭吃才出来当兵,结果多半殒命疆场的呀!

再回到我家的家堂上来。那家堂边的是曾祖的照片。他虽然是我的曾祖,可我总不能跟他的形象亲近少许。我们在与同伴玩耍的时候,把穿着邋遢且拖鼻涕者,唤作“阿土生”。每逢这时,一定会遭到祖父的呵斥乃至追打。后来知道,我的曾祖父叫汤土生,我们自然得避他的名讳,更何况我们是在戏谑取笑。而且知道了曾祖的兄弟还叫作木生、水生的。其实,这些名字,在神主牌上都有,只是我还不认字。

有时在茶余饭后,祖父就说起他的父亲我的曾祖的事。

曾祖除种地外,还兼做生意,譬如做鸡蛋糕,譬如卖酒酿。为了做鸡蛋糕,他买了一条簇新的有船篷的船——大概像鲁迅笔下的乌篷船一类——雇几个人摇船或叫卖。船上装满了白糖、面粉,在胡桥、新寺、法华、柘林等码头轮流着靠埠。他好客,朋友自然多,每天喝得醉醺醺的,从不视事。结果一年下来,帮工的吃得白白胖胖,他却落下一屁股债。不过他人缘好,大度,大家叫他“土生哥”,每逢他喝酒,开始是他一个人,到后来成了一桌。那些熟人,都被他拉入伙了。他做生意么,最后自然他付酒账。这样,一年下来总是两手空空。酒醒回家后心境自然不好,就拿孩子出气。所以祖父说,在他小时候,正玩得开心的当儿,一听说阿爸回来了,就像老鼠遇见猫,唯恐躲不及。

记得我女儿小时候我们回老家,见我女儿凌韵总缠着我撒娇时,祖父会忘情地感叹,现在的孩子真开心,自己小时候哪敢对父亲这样。不打已经是蛮好了。我听了不免唏嘘。

最有趣的是,祖父说有一年夏天,曾祖父卖完酒酿后——他已改行卖酒酿了,在胡桥镇喝酒。因为是晚上,天气又闷热,所以酒桌是摆在街面上的。他与酒徒们一面喝酒一面拍打着蚊子谈山海经,看到远远的东北方向火光冲天,他还带着醉意说:那家人家遭了祝融了,火势那么大,肯定烧个精光了。

他做生意不行,可预言倒准确。不过那烧得精光的,不是人家却是他自己的家。第二天上午,消息传到他那里,他已酒醒。但是已不再健谈,连酒酿担子也挑不动了,雇一个人挑着,自己耷拉着脑袋跟在后面回家。那家里的瓦房与横屋都成了废墟。他也再无力气打我爷爷兄弟了。从此,他在原来的地方建起了五间茅草房——也就是我后来所见到的,放着他和其他祖宗牌位的家堂的屋子。不久,他就死了,死了后就变成一块木牌,也归入这家堂里了。只是在清明或过年时下来一两次。

祖父说的这些往事,曾祖与祖母的形象就活在我心里了。那墙上的照片也真奇怪,无论我从哪个角度看,总觉得他们在注视着我,无可遁逃。

入夜,那放着神主牌的家堂黑魆魆的。我有时跟祖父睡的,而祖父的床就在客堂的西北角,正对着家堂。乡村有线广播八点半结束后,客堂内出奇的静,偶或有祖父的咳嗽声。此时,家堂内传出“哧——哧,哧——哧”的声响,那声响短促而脆,诡异得好像在黑夜里游荡的精灵。祖父说,那是老鼠“剔篦子”。也就是在老鼠发现蛇的当儿,用前肢与牙齿碰击发出的声音,以示警并示威。有时会延续大半夜,有时则传来“吱——”的一声老鼠惨烈的叫声——蛇得手了。夜于是恢复了寂静,只有它的精灵在游荡,张扬着恐惧。我无端地将这些神秘的声音与那神主牌联系起来,总觉得那是神灵们附着在蛇与老鼠身上的搏杀。此刻,不禁背上凉丝丝的。紧闭眼睛,不敢张望。祖父好像知道我害怕似的,会翻一个身,或者干咳几下。

有时在大白天,一家人好端端地吃着饭。蓦地从家堂上荡下一只蟢子,不高不低,就在饭桌上空的眼前停住,再也不往下滑。于是母亲说,你看,某某的忌日到了,那蟢子托信来了。于是口中念念有词,朝那蟢子打躬作揖。说也怪,一不留神,这蟢子就不见了。

家堂边的梁柱由于支撑点多,成了燕子做窝的好地方。每到暮春,许多燕子在门口飞进飞出,在客堂的梁上绕来绕去,考察着,争夺着理想的地盘。最后,会有三五对燕子选择在家堂边建窝。不久,小燕子出壳了,客堂内漾着“喁喁”的稚嫩声。那新生命生动的活力,陪伴着冥冥之中相对寂寞的亡灵。我也因之而少了许多恐惧、寂寞。

那大概是家堂与神主牌,在历史的长河中的常态了——我想。而它的变迁以至于消亡,是经历了那场“文革”以后。在“破四旧”的口号声里,家堂无疑是“四旧”。在“文革”的漩涡中,家家用领袖的像或标语口号,将家堂糊住,算是革过命了。记得我家的家堂没有完全糊住,只是在两旁贴上“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条幅,横批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原本在清明、年节必需的祭祀也罢了。那些神祇再也不能享用晚辈的纸钱与香火了。虽然如此,这神灵的栖息地终究保不住。随着“文革”的深入,家堂都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拆了下来,神主牌都装进麻袋,集中到生产队的仓库场上,浇上了煤油。在那木炭爆裂的呻吟中,灵魂经历了煎熬,连同纸船明烛一起,照天烧了。

那些墙上曾祖与祖母的照片,由于没有了家堂,就像丢了魂似的,盯着我的目光也渐渐黯淡了,以至于氤氲模糊。也许觉得那也是“四旧”,父亲把它们也摘了下来,轻轻抹去上面的烟尘,背过身靠在旮旯里。从此墙上空荡荡的,露出岁月侵蚀的斑驳,与历史的空白。更也没有祖先一直盯着我的目光了。

古人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现在倒好,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现在,到处在搞民俗收藏,或农耕博物馆之类,这里面不知有没有家堂与神主牌。如果没有,那是否可以补上。因为,它们与土地一样,承载着农民的根系、血脉。

2011年3月24日于枕曲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