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在36岁的时候创作了《围城》，在70岁的时候知名海外。他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自传。世人皆知他的狂傲不羁，皆知他为当代知名学者，但是却不清楚的是，他也是不屑于趋炎附势的。钱先生是不太喜欢有人来拜访自己的，特别是一些无关的人。在钱先生看来，那些富贵闲人来自己家拜访是一件伤天害理的大事，因为自己的思路会很容易被打断。
据说“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有天忽然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结果到了钱先生那里却吃了闭门羹。钱先生回答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请他的人提醒道。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钱先生仍然拒绝。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来人没办法只有退让了一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钱先生真的就没有出门。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小故事而已。具体关于拒绝“国宴”的事情，远要比我们所看到的复杂得多。
对于钱先生和杨绛先生来讲，“文革”是他们生活最为窘迫的一段时间。
学者施亮和钱先生夫妇之间的关系要比别人更加亲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提到过：“他们从家中‘逃亡’，先是在女儿钱瑗的学校宿舍住一些时候，以后又住到办公室。我随父母去过那间‘陋室’，到处是书架，墙边放着行军床，床边一张书桌，窗旁一张书桌，屋内已局促得难以立足了。母亲与杨绛奶奶用上海话唠家常，父亲与钱锺书爷爷则在靠窗的书桌边低声细语，我也凑过去听，他们说的是英语。不过，看他俩的隐秘神情就猜到可能是聊社会上流传的政治秘闻。回到家里，爸爸告诉了我钱爷爷拒赴国宴之事，他们是为了摆脱江青的拉拢。我不禁对两位老人肃然起敬。”
某篇文章曾借用了暗讽笔法说钱先生在清华大学的同学是某个高官，言辞之间透露出了一种钱先生受其庇佑的意思。但事实上，钱先生夫妇并没有依靠任何的政治势力也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庇护。钱先生夫妇对待那些所谓的大人物的时候，向来秉持着不趋炎附势、不谄媚和不势利的处世原则。即使是那位钱先生的大学同学在“文革”时期做了高官，钱先生也没有巴结。他们拒绝江青等人物的拉拢，拒绝趋炎附势，倘若真如那篇文章所说的受谁的庇佑的话，恐怕钱先生夫妇就不会像施亮先生所说的那样生活如此艰苦了。
通观钱先生的《围城》《谈艺录》和《写在人生边缘》等作品，读者就可以看出来，钱先生是以一个边缘人，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社会的，他带着一种业余爱好者的随性和从容，以旁观者的姿态，对世道人心讲述着内心的看法。
元代大学者许衡一日外出，因天气炎热，口渴难忍。路边正好有一棵梨树，行人纷纷去摘梨，唯独许衡不为所动。
有人便问：“何不摘梨以解渴？”
他回答：“不是自己的梨，岂能乱摘！”
那人笑其迂腐：“世道这样乱，管他是谁的梨。”
许衡正色道：“梨虽无主，我心有主。”
我心有主，这是一种准则、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一种精神。那些能够真的做到我心有主的人，内心有自己的主见，他能恪守自己的操行，排除外界的干扰和诱惑，不被外物所影响，不被名利所困扰，正如乱世之中，不惹尘埃的钱先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