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挑鼻子竖挑眼，这并不是什么带褒义的说法。人们常常习惯用它来形容一个人的挑剔程度，甚至有时候还会用它来形容这个人的无理取闹。但如果用它来形容钱先生的话，意思就可能发生变化了。
钱先生的思辨性格和怀疑精神让他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他在接受人类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在用一种怀疑和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所有的一切。
不轻信名家和权威，不相信那些已定的结论，这是钱先生对学术的研究态度。喜欢在大作之中挑出别人的毛病，爱和名家权威唱反调，这是钱先生“恶作剧”的本性。在钱先生的书评之中，有一部分是对当时最新出版的外国哲学名著的评价，他之所以能够对外国著作发表精湛的书评，主要还是得益于他对哲学方面浓厚的兴趣。钱先生虽然不是哲学家，但他在很多的读者眼中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哲人，他所拥有的哲学智慧和强大的思辨能力，是很少有人能够与之媲美的。
很多人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钱先生一生的文字当中，很少提到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和钱先生不是一代人，但因为鲁迅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太重要，很多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鲜少有不提到他的。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鲁迅先生，即使没有直接提到鲁迅先生，也会间接地提到鲁迅先生的文章。但闭口不提鲁迅的，钱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在《缅怀钱锺书先生》一文中回忆，1984年他出版《李德裕年谱》后，因为书名是钱先生题写，他给钱先生送去了一本。钱先生对傅璇琮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遗著，道及时贤，唯此两处。”这是钱先生说他在新版的《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琮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以及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从钱先生对傅璇琮说话的口气中，可以看出他认为的“时贤”，就是傅璇琮和吕思勉。
李国涛在《钱锺书文涉鲁迅》一文中提到，20世纪40年代，钱先生在上海发表《小说识小》数题，其中谈到《儒林外史》时，钱先生发现，吴敬梓沿用古人旧材料不少，创造力不是最上乘的。钱先生说：“中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同时钱先生指出：“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这个“近人”是指谁呢？李国涛认为是指胡适和鲁迅。
钱先生在文章中不提鲁迅先生及其文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举动。这种举动包含了钱先生对他所生活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这种评价来自于钱先生忠于真理、严谨治学的态度。
有人说，钱先生这种表现属于假清高，在他们看来，钱先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举动完全是因为他看不起那些知识分子。其实，钱先生并无此意，他只不过是把自己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治学上，对学术不容一丝马虎。
你想要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可能在无意之间被人利用；你有点才德品貌，兴许也会招惹几分嫉妒排挤；倘若你懂些大度和退让的话，也许别人又会借此来欺骗你。所以，我们需要像钱先生一样活出自我，坚持自我，实现个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