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需要“较为高尚的朋友”
梁先生语录：
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或在社会上所取得的信用资望，与朋友很有关系。差不多真是可以以朋友作标准，而决定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信用。仿佛一个人他自己不能有一个显著的颜色——自己固然有颜色给人看，可是朋友帮助他的颜色更显著。
人们到一个地方，见到美丽的风景，拍摄下来，其他人看到照片中的美景，也慕名而来，因此，这个地方慢慢变得很有名。事实上，山清水秀处处有，然而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同样地广为人知。做人也是如此，即便才高八斗，没有朋友的赏识与提拔，可能依然无法耀眼。这就好比是黑夜里的万物，因为没有太阳，所以漆黑中分辨不出。当黎明到来，晨光渐渐亮起来的时候，人们才能一目了然地看到它们的形状与颜色。
所以说，人生于世，有没有朋友至关重要。没有朋友的人，就如沧海一粟，渺小得很。而有朋友的人，就好比是璀璨的星星，即便光芒微弱，也能如碧玉盘中的珠子，闪闪发光。诚如梁先生所言，人自己固然有颜色给人看，可是朋友帮助他的颜色更显著。因此，人生几十年，我们不能将自己封锁，而应当敞开心扉去交朋友。
但是，朋友未必是一起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人，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成其为朋友的。可以肯定地说，有朋友固然好，但是朋友不能滥交。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它所表达的也正是这个道理。古人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梁先生说：“交什么朋友，就归到那一类去，为社会看为某一类的人。”可见，人的一生中，有没有朋友至关重要，而有什么样的朋友同样很重要，很多时候，甚至更为重要。
1917年秋天，只有中学文凭的梁先生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讲师了，到1924年辞职离校，一待就是7年。这得益于蔡元培先生的慧眼识珠。
梁先生与蔡元培先生初识于民国元年，那时梁先生才十八岁，是北京《民国报》记者，而蔡元培先生是辛亥革命元老级人物，是临时政府内阁官员。梁先生采访临时政府和国会活动时见过蔡元培先生几面，因而认识。但如梁先生所感慨的，“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
1916年，梁先生通过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代为先容，晋谒蔡元培先生于其寓所。一见面，蔡元培先生就开门见山地说：“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这件事你先考虑一下，过几天咱们再商谈，好吗？”
梁先生立即以浅陋不学推辞，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
就这样，梁先生次年秋天便去北大任职了。大家都知道，梁先生是一位大思想家。但是，当年他只有23岁，并且世人常以“梁疯子”揶揄他。这样的他，能进入北大教书，当然，他的才华是根本条件，但是，若是没有蔡元培先生的赏识与任用，他也难以得其门而入。更为贴切地说，诚如梁先生所认为的，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或在社会上所取得的信用资望，差不多真是可以以朋友作标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朋友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资望与信用，差不多可以决定其个人的社会地位、名望与地位。
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人的才华的施展与发挥，未必待时可发。很多时候，机会是等不来的，因此，我们要抓住机会，这样才能将自己的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我们更要善于发现机遇，并且抓住机遇。真正的朋友的相识也是一种机遇。
比如蔡元培先生之于梁先生，有知遇之恩，蔡先生给了梁先生一个绝好的机遇，而梁先生抓住了这个机遇，因此，他在西洋哲学思想上所具备的才华得以施展出来。“没有较高尚的朋友，在社会上自己不会被人看高一点。”这是梁先生切身的体会，对我们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启示与借鉴。
因此，人生于世，我们不仅要敞开心扉多交朋友；同时应看到，要不断提升自我，就应该交“较为高尚的朋友”，这样一来，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名望与信用。纵观整个人生，这不正是通往成功道路所必须的条件吗？
但是，究竟如何才能有较高尚的朋友呢？梁先生提出，能不能有较高尚的朋友，那完全看自己的情感、志气、趣味如何。
可见，“较为高尚的朋友”当有多方面的要求，不论是情感、志气，还是趣味上，都要投合才好。
试想，若是两人性格相差太远，便难以长久地相处下去，甚至第一印象就会将对方“打入冷宫”，又何谈成为朋友呢？
再者，若是志趣不同，便难以投缘，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如若趣味不相投，便难有很深的交情，这样的人，终究不过是泛泛之交，抑或只能归为认识一类，无法成其为朋友，更难以说是“较为高尚的朋友”。
所以，人生中，要交到“较为高尚的朋友”，情感、志气和趣味三者不可偏废。
生命中，朋友能让我们不孤单，也能让我们耀眼。因此，人生在世，我们要多交朋友，但不能滥交朋友，要如梁先生一样交“较为高尚的朋友”，不断提升自我，才是智者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