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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需要“较为高尚的朋友”》梁漱溟的人生智慧

人生需要“较为高尚的朋友”

梁先生语录:

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或在社会上所取得的信用资望,与朋友很有关系。差不多真是可以以朋友作标准,而决定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信用。仿佛一个人他自己不能有一个显著的颜色——自己固然有颜色给人看,可是朋友帮助他的颜色更显著。

人们到一个地方,见到美丽的风景,拍摄下来,其他人看到照片中的美景,也慕名而来,因此,这个地方慢慢变得很有名。事实上,山清水秀处处有,然而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同样地广为人知。做人也是如此,即便才高八斗,没有朋友的赏识与提拔,可能依然无法耀眼。这就好比是黑夜里的万物,因为没有太阳,所以漆黑中分辨不出。当黎明到来,晨光渐渐亮起来的时候,人们才能一目了然地看到它们的形状与颜色。

所以说,人生于世,有没有朋友至关重要。没有朋友的人,就如沧海一粟,渺小得很。而有朋友的人,就好比是璀璨的星星,即便光芒微弱,也能如碧玉盘中的珠子,闪闪发光。诚如梁先生所言,人自己固然有颜色给人看,可是朋友帮助他的颜色更显著。因此,人生几十年,我们不能将自己封锁,而应当敞开心扉去交朋友。

但是,朋友未必是一起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人,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成其为朋友的。可以肯定地说,有朋友固然好,但是朋友不能滥交。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它所表达的也正是这个道理。古人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梁先生说:“交什么朋友,就归到那一类去,为社会看为某一类的人。”可见,人的一生中,有没有朋友至关重要,而有什么样的朋友同样很重要,很多时候,甚至更为重要。

1917年秋天,只有中学文凭的梁先生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讲师了,到1924年辞职离校,一待就是7年。这得益于蔡元培先生的慧眼识珠。

梁先生与蔡元培先生初识于民国元年,那时梁先生才十八岁,是北京《民国报》记者,而蔡元培先生是辛亥革命元老级人物,是临时政府内阁官员。梁先生采访临时政府和国会活动时见过蔡元培先生几面,因而认识。但如梁先生所感慨的,“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

1916年,梁先生通过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代为先容,晋谒蔡元培先生于其寓所。一见面,蔡元培先生就开门见山地说:“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这件事你先考虑一下,过几天咱们再商谈,好吗?”

梁先生立即以浅陋不学推辞,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

就这样,梁先生次年秋天便去北大任职了。大家都知道,梁先生是一位大思想家。但是,当年他只有23岁,并且世人常以“梁疯子”揶揄他。这样的他,能进入北大教书,当然,他的才华是根本条件,但是,若是没有蔡元培先生的赏识与任用,他也难以得其门而入。更为贴切地说,诚如梁先生所认为的,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或在社会上所取得的信用资望,差不多真是可以以朋友作标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朋友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资望与信用,差不多可以决定其个人的社会地位、名望与地位。

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人的才华的施展与发挥,未必待时可发。很多时候,机会是等不来的,因此,我们要抓住机会,这样才能将自己的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我们更要善于发现机遇,并且抓住机遇。真正的朋友的相识也是一种机遇。

比如蔡元培先生之于梁先生,有知遇之恩,蔡先生给了梁先生一个绝好的机遇,而梁先生抓住了这个机遇,因此,他在西洋哲学思想上所具备的才华得以施展出来。“没有较高尚的朋友,在社会上自己不会被人看高一点。”这是梁先生切身的体会,对我们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启示与借鉴。

因此,人生于世,我们不仅要敞开心扉多交朋友;同时应看到,要不断提升自我,就应该交“较为高尚的朋友”,这样一来,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名望与信用。纵观整个人生,这不正是通往成功道路所必须的条件吗?

但是,究竟如何才能有较高尚的朋友呢?梁先生提出,能不能有较高尚的朋友,那完全看自己的情感、志气、趣味如何。

可见,“较为高尚的朋友”当有多方面的要求,不论是情感、志气,还是趣味上,都要投合才好。

试想,若是两人性格相差太远,便难以长久地相处下去,甚至第一印象就会将对方“打入冷宫”,又何谈成为朋友呢?

再者,若是志趣不同,便难以投缘,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如若趣味不相投,便难有很深的交情,这样的人,终究不过是泛泛之交,抑或只能归为认识一类,无法成其为朋友,更难以说是“较为高尚的朋友”。

所以,人生中,要交到“较为高尚的朋友”,情感、志气和趣味三者不可偏废。

生命中,朋友能让我们不孤单,也能让我们耀眼。因此,人生在世,我们要多交朋友,但不能滥交朋友,要如梁先生一样交“较为高尚的朋友”,不断提升自我,才是智者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