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而不留于心，不悲不惧
梁先生语录：
信得及一切有定数（但非百分之百），便什么也不贪，什么也不怕了。随感而应，行乎其所当行；过而不留，止乎其所休息。
俗话说，人有七情六欲。世上人人都有私情人欲实乃人之常情。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世人常常会痛苦，会将自己掷于欲望的漩涡中不得而终。可以说，人心之所以沉重，多在于向外的求索。求而不得，所以生悲，因此而烦恼困顿。
再者，当人们向外求索有所得时，便容易患得患失。没有得到之前，害怕得不到；得到之后，则害怕会失去。总之，自始至终都因为私情与人欲而奔走，而心境也随之而大起大落，甚至完全被它们所左右。
《红楼梦》的开篇偈语写着：“人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其中的玄机，是在劝诫人们应当看淡名利，名利过而不留，繁华锦绣，终将落幕。如此看来，之于名利，人心私情当淡去。须知，声色名利过而不留，无须悲伤，亦无须忧惧。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人，名利未得时，他会把名利当做自己毕生的追求，殚精竭虑，孜孜以求；当声色名利全都握在手中的时候，要么害怕失去，要么害怕被人夺走，于是机关算尽，老谋深算，以图将声色名利套紧、套牢，而其中的滋味儿，也不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殊不知，功名乃瓦上之霜，利禄如花间之露，人生无千年之寿，花开无百日之红。不如活在当下，享受眼下所拥有的，让一切顺其自然。
对此，梁先生比较推崇“所欲得遂则乐，所欲不遂则苦”。他认为，人之所以苦，是因为有欲求于外。所谓欲求，“是短缺，不遂是本然”。因为这样，所以，人们常认为，人生苦多于乐。梁先生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他说：“生命根本上自己是生活，实无待找。若是把生活重心放在生活里面，实在时时都是不成问题，时时是满足，时时是畅达溢洋。”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将自己置身于生活当中，满足于当下生活中所拥有的，而不是总欲求于外。这样才能真正享受生活中的乐趣，才能让人生的乐多于苦。
一句话，人生于世，声色名利过而不留，我们无须为之奔走呼号，更不必因之而悲伤惧怕，相反，我们应当严守心门，活在当下，对于声色名利，保持淡泊之心。
但是，这并不是说，人生中，我们得做一个无欲无求的人；更不是说，人有私心私欲就是可耻的，是不对的。相反，人心私欲，有，才是正常的。只是“人若随身而转，则总是向外求，总是有物与之相对待；若从乎心而动，则能与物无对。”因此，若是“心从乎身”便会“放于外”，会因名利的得失去留而悲，而惧。抱以这样的心态，是难以活在当下，感知当下生活中的美的。因此，对于声色名利，梁先生主张“过而不留才是天理之自然，亦即是公”。
可以说，人生几十年，对待声色名利，能有如此平静的心态，方能做一个自然而快乐的人。譬如陶潜，他能“不为五斗米而为乡里小儿折腰”，其清高可见，其过而不留之泰然亦可见，其忧其惧，却不曾见。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能活在对田园生活的陶醉与欣赏中，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也跃然纸上。
在这一方面，梁先生是我们的楷模。梁先生长寿的秘诀之一在于他对声色名利的“淡泊无我”。梁先生的儿子曾评价父亲说：“从先父那里感到的是无所图，即无我。我以为他一生为之忙碌的许多事，都只有用‘无我’二字才能理解。”这从梁先生为乡村建设的奔走中可见一斑。可以说，梁先生始终都以“过而不留”的心态对待名利，不悲不惧。
再有，梁先生不置产业，不求奢华，一生俭朴，有人说他“生活简约一如持戒律之僧”他常说：“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因此，梁先生面对名利荣辱，始终能保持平静的心态。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始终秉持活在当下的心态，不断思考，著书立说。
还有，1979年，他的孙子考上大学，但因专业不合自己心意而烦恼，梁先生立即写信劝导：“得失利害之念愈少愈好，应当有一切平等观。要超然物外，高瞻远瞩，莫堕入成败得失窟中，若胸怀不能高爽，更易措置多乖，更容易失败了。”从中可见，梁先生对待声色名利以及人生的得失、去留的淡泊与超然，这是他对孙子的期望，也是他一生对待声色名利的态度。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心态，所以梁先生一生能让心从于自己的心，而不是从于身，被人心私欲所困。
人生于世，我们当如梁先生一样时时严守自己的心门，对待名利要有一颗淡泊之心，超然物外，声色名利，得失与去留，顺应天道，不强求，不违逆，活在当下，得而不忘乎所以，过而不留于心，去而不悲不惧，如此坦然，方为智者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