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是清章学诚编撰。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清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进士出身，授国子监典籍，后去职。早年广泛涉猎史书，曾与史学名家邵晋涵、洪亮吉等人共同修撰史籍，并主持过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53岁时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主修《湖北通志》等书。晚年目盲，但仍着述不辍。章学诚虽然生活在乾嘉汉学的鼎盛时期，但未沾染上当时的考据风气，还独树一帜，主张以史学经世，认为“六经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重经轻史的偏失，他还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理论，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目录学和史学。

他在总结前人撰修方志成败得失的基础上，建立了方志学，提出分立三书：一是仿纪传体作志，二是仿律令、典例体作掌故，三是仿《文选》、《文苑》体作文征，把地方志提高到了应有的地位。这方面的着述有《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修志十议》、《州县靖立志科议》、《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等。

《文史通义》共计11卷，内篇6卷，外篇3卷，补遗、续补遗各1卷。撰写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嘉庆六年（1801年）脱稿，历时30年之久，去世时尚未完稿，后由其次子华绂整理，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出版，勘定为《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的内篇主要论述文史。他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着作之林，皆是史学。”阐明“六经皆史”，目的在于降低经的地位，提高史的地位，这是其史学理论的核心。他认为：“古人不着书，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他强调史学应该是经世之学，史学是经世致用的学问。他既反对空谈义理，又反对专务考索，并认为“古无经史之分”、“六艺皆古史之遣”。因此，“六经”难以囊括学术，只有史学才切合实用。他所说的“六经皆史”中的“史”是专指史学，并且认为唐宋以来的历史着作，都算不上史学，只能称之为史考、史选、史评之类。他把史籍区分为“撰述”和“注记”两类，认为前者是一家之言的着作，后者则是材料罗列的纂辑，尽管两种体裁都各有其价值，但前者要远远高于后者。

他主张史学应具有“义”，或者说“史意”，也就是《春秋》的制义法，或言“书法”，认为之所以“六经皆史”就在于其蕴含的“史意”。他在《内篇·浙东学术》中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着述也。”所以，他反对拟古、厚古，认为史学要随历史而变化，既要“传古”还要“通今”。因此，他主张编写通史，并特别称赞司马光和郑樵的史学贡献。

章学诚在《内篇·史德》中进一步发挥了刘知几史家“三长”的理论，认为三者以“史识”为最重，“能具史识者，必识史德”。史德，也就是“着书者之心术”，史家若不具备史识，就无法辨别史事的性质，即使有史才、史学，所着书也只能是秽史、谤史。

《文史通义》的特点，正如其子华绂在《文史通义》序中所说：

其中倡言立议，多前人所未发，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

这比较正确地说明了《文史通义》的特色与价值，评价虽然出自其子之口，却比较中肯。缺点在于过分强调了史的地位与作用，但不像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中所评价的：“不足以成比次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