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闽文化·朱子闽学学术思想的源流·学术渊源

闽学“是朱熹之学，正如濂溪之学为濂学，二程之学为洛学，横渠之学为关学一样，以地名代表人名标明宋代理学的一个支派的名称”。(参看陈元晖：《闽学源流》序)“朱熹之学”，既可以理解为朱子的学说，亦可以解释为朱熹所创立的闽学学派。从根本上说，闽学的形成和确立，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儒学哲理化的产物，是儒道佛“三教合流”的产物，是两宋八闽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是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结果。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福建尤溪，卒于建阳考亭，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一生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据朱熹女婿黄干所著《行状》记载，朱熹在同安、南康军、浙东、漳州、潭州等地做官仅九年，任宁宗朝的侍讲只四十天，其余四十年都过着讲学著书的生活。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学问广博、影响最大的学者，被尊称为朱子、朱夫子;又因其生于福建，学于福建，一生主要学术活动也在福建，而被尊称为“闽夫子”。故朱熹之学又称为“闽学”。始有此称当在南宋。据《宋元学案》卷八十五载：南宋咸淳元年(1265)七月，有人讲关、洛、濂、闽之学。明初大儒宋濂(1310—1381)亦说：“天生关、洛、濂、闽四夫子……而集其大成者，唯考亭朱子而已”(《宋学士全集》卷五)。清人蒋垣在《八闽理学源流·卷一》中说：“盖朱子生于闽之尤溪，受学于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刘屏山、刘白水数先生。学以成功，故特称闽。盖不忘道统所自。”当代著名学者张岱年也说：“朱熹学说称为闽学，这是朱熹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福建一带进行的”(《福建朱子学·序》)。朱熹创立的闽学学派，门生超过五百，是当时众多学派中人数最多的。朱熹晚年在福建考亭讲学，因此闽学学派又称为考亭学派。

“不忘道统所自”，意即朱熹通过南宋初年福建理学家杨时、游酢、罗从彦、李侗等人继承和发展了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的理学思想，建立起自己庞大缜密的闽学思想体系。初，二程洛学传入福建，实得力其高足闽人杨时。杨时传罗从彦、再传李侗、三传而至朱熹。杨、罗、李都是八闽南剑州人，被称为理学“南剑三先生”或“道南三先生”。他们都是闽学的先驱，也是洛学南传、洛学闽学化的重要人物。朱熹的私淑弟子真德秀概括说：“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氏传之朱氏，此一派也”(《真文忠公读书记》卷三十一)。

杨时(1053—1135)字行可，晚年隐居故乡龟山，称龟山先生。南剑(延平府)将乐县人。谥文靖。是著名理学家二程的得意门生。1081年，杨时与游酢往颖昌拜程颢为师，深受程颢器重，学成辞归时，程颢亲送出门，并对众人说：“吾道南矣”(《宋史》本传)。直至程颢去世前，师生常有书信往来。而理学道南之说一直被儒家传为美谈。1093年，杨时又与游酢以师礼见程颐于河南洛阳。“一日，颐偶暝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门外雪深一尺矣”(《宋史》本传)。“程门立雪”表现出杨、游二人求学之诚，深得程颐赞赏。

南宋初年，杨时是“洛学”在南方最有声望的代表，被尊为“程氏正宗”。他不仅对二程洛学笃信、诚学、业精，而且还是洛学的自觉传播阐释者。为广“道学之传”，他宣传《伊川易传》，并对其在社会上流传的各个版本中的错谬加以校正修订，作《校正伊川易传后序》;他编纂二程语录，刊刻印行;撰著《〈中庸〉义》，借用《中庸》的“诚”阐释二程的“格物致知。”表述二程思想;他遵二程之教，尤重研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理学《四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杨时这些用心良苦的作为，在二程洛学和朱熹闽学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罗从彦(1072—1134)字仲素，人称豫章先生，南剑州沙县人。他一生笃志求道，潜思力行，宣扬“道统”。他是杨时门徒中独得其传的弟子，学术成就虽不高，但却是“传道卒赖之”(《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案语》)的中介人物，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李侗(1093—1163)字愿中，人称延平先生，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市)人。深得罗从彦真传。朱熹二十四岁后师事李侗近十年。李侗承继了程颐“理一分殊”的思想，并将其灌输给朱熹，指引朱熹“逃禅归儒”，即帮助朱熹划清儒学与禅学的界限，树立儒学为本的思想，使朱熹学术思想出现了一大转折。

“南剑三先生”与闽学之间确有师承关系，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对南剑三先生的思想有无继承和发挥呢?有学者认为朱熹对南剑三先生并不满意;朱熹对杨、罗、李只有师承关系，并未真正传其道;朱熹思想是直承程颐的。我们认为二程兄弟的学术思想虽有一些明显的差异，但基本方面是一致的。程颐说：“我之道盖于明道(程颢)同。”因此没有必要再去区分二程的思想。我们更认为“南剑三先生”与朱熹闽学之间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师承关系，因为南剑三先生在对二程洛学的传播和阐发中，有不少观点为朱熹所重视、继承和发挥，成为闽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此外，我们不应忽视朱熹的家庭教育和早年业师的影响。朱熹祖父朱森业儒喜佛，其父朱松、叔父朱槔皆“喜读内典，深解义谛”，朱熹也喜佛典，喜与僧人交往，这都是受了家庭影响。朱松热衷于二程理学，与李侗同学于罗从彦，并以理学思想影响和教育朱熹。朱熹接受二程理学，最初就是由父亲指点的。

朱熹十四岁时遵其父临终时的面嘱，随母迁往崇安，学于刘勉之(白水先生)、刘子翚(屏山先生)和胡宪(籍溪先生)。刘、胡都是当时接受二程的著名理学家，这才使朱熹之学由刘、胡、李侗而继程氏成为可能。刘、胡先生的讲授不拘一家一派，亦要求朱熹于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诸种学问无所不学，后来朱熹的博学，与这种早期教育是分不开的。刘、胡先生注意《中庸》进德变化气质，得《易》为进德之门，这些主张为后来朱熹闽学以《易》《庸》为理论基础奠定了基础。朱熹师事胡宪时间最长，胡宪是胡安国之侄，是胡氏家学“五贤”(胡安国、胡寅、胡宁、胡宏、胡宪)之一，因此朱熹也深受胡氏家学的影响和启迪。

“胡氏五贤”以胡安国(1074—1138，谥文定，福建崇安人)居首，所撰《春秋传》三十卷，为宋治《春秋》者之宗，明初被定为科举取士的经文定本。胡安国强调以理义说《春秋》，从而使其具有鲜明的理学特色。胡宏(1105—1161)是南宋高宗年间造诣最高的理学家之一，其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知言》一书，此书“言灼义精”(张栻语)，“思索精到”(朱熹语)。书中关于心性问题的详细论述，对闽学心性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胡宏是湖南湖湘学派的奠基人。他优游湖南衡山二十余年，四方从学者甚众，后与朱熹齐名的南宋理学家张栻亦师事之。胡寅主张心理合一，强调穷理而精义，则心之体用全，这种以理言心的思想也被朱熹继承下来。由此可知，武夷湖湘学脉，也是闽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显然，朱子闽学是从本体论上吸收融合了龟山道南学脉坚持的“理本论”，创造性地以《易》《庸》为理论基础，以太极为道体构成有自身性、理二重结构的独特风格的理学体系。1173年，朱熹完成了《名堂室记》《中庸集解序》《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以及《伊洛渊源录》等著述，标志着这一理学体系的基本形成。

理学是传统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儒学自先秦形成以来，历两汉经学化、魏晋玄学化及隋唐儒、道、佛三教归一而至宋明理学化等阶段。因理学更富哲理性、思辨性，所提出的不少新问题和新看法，又能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自然和社会，把儒学推向更加成熟的境界，故海内外学者称其为“新儒学”。朱熹创立的闽学，是新儒学的一个流派。闽学体系的形成，又是朱熹集新儒学大成的结果。何谓“集大成”?“集大成”一词始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朱熹上承孔孟，集濂、洛、关三派及闽中早期理学的成果加以系统化为其大成，可见“集大成”不是简单地拚凑聚合，而是对儒学理论的新发展、新创造。

朱熹究竟怎样集大成呢?首先应从本体论上加以说明。世界的本原或本性是什么?发端于何处? 为什么万物纷繁、复杂而又共处在同一世界上?这些本体论上的问题是孔孟儒学所未涉及的。对此，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提出“无极而太极”的“一本”(无极)“二气”(阴阳)“五行”(木火土金水)而万物的宇宙生成论。“无极而太极”指世界从无中生出，即有生于无。“无极”是宇宙本体的哲学范畴，是一种理念的精神的东西，是先天就有的、先于物质而存在的东西。这样对宇宙本源的解释只能是精神先于物质。朱熹吸收改造了《太极图说》，作了新的解释：“极，是道理之极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只是一个实理。”“无极而太极，正所谓无此形状，而有此道理耳”(《周子全书·太极图·集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朱子语类》卷一)。可见在朱熹理学体系中，“太极”是“理”或“天理”的同义语，这种以理为太极的思想，是对北宋“五子”(周、二程、张载、邵雍)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把“理”与“太极”等同起来看成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的根源，人类社会的必然法则和道德伦理准则成为闽学思想的最高范畴。这样，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便与“天理”合一，使伦理规范的“理”普遍升华为宇宙本体，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普遍性至上性。这是朱熹对北宋新儒学的真正贡献。新儒学之“新”于先秦汉唐的儒学，就在于此。

在朱熹之前，张载曾提出气本论，二程否定气本论，建立了富有特色的理本体论。但他们都忽视了“太极”。“太极”始终没有被提到与“理”等同的最高范畴的地位。邵雍主象数学，也是最早一位把太极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本和最高范畴的理学家，他重视“太极”却忽视“理”。在他那里，“理”只是物之理或是物属性的自然表现，始终处于“太极”之下。也没有把“理”与“太极”等同起来。

朱熹则不同，他受到杨时既坚持二程的理本论、又吸收张载“气”学说的启迪，改造了张载的气本论，列入“气”作为“理”(无形无状)与“万物”之间的中介，基本上解决了万物由无形变有形乃至有生的问题。并进一步论证了理、气的关系，从理论上确立了理本气末的宇宙本体论。可见，朱熹的理本气末的宇宙本体论的建立，是以二程的天理论为前提，吸收改造了周敦颐的无极、太极学说，接受杨时的启迪，利用张载气论的思想资料，以理气关系为中心环节，从理论上进行更加精密论证的结果。

朱子闽学之所以能集新儒学思想之大成，创造出庞大精细的理论体系，是有其深远思想渊源的。只要我们仔细分析朱子闽学思想的全部内容，特别是“理”、“气”、“性”、“心”、“情”等基本范畴即可发现，他的思想远承孔孟(仁义礼智)，近接周程(太极、天理)，吸收张载(气)和闽中早期理学家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传承发展，但对儒家以外的思想并不一概排斥。“言有可取，安得不取”(《朱子语类》卷九十七)是他的态度。当然，他对这些思想文化并非兼收并蓄，而是通过分析鉴别，择善而从，来完善、巩固圣道。如朱熹对道文化曾有较多接触，这对他理学体系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朱熹以“道”为本体，又认为“道即理之谓”(《道书解》)把“理”与“道”相提并论。他曾指出“理”之得名自《庄子》“庖丁解牛”(《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而其论“理”又多与老庄论“道”相合。他甚至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卷一)。这与老庄论“道”，不仅思想一致，而且语言也很相似。因此，朱熹的“理本论”无疑是深受老庄的思想的影响，是老庄“道”的改铸。又如朱熹少喜佛典，又攻理学，故闽学亦有佛学思想渊源。朱熹站在儒家立场上，扬弃佛学思想又使其为儒所用。闽学思想体系中的“理一分殊”和“心性说”，就明显地带有改造华严宗(理事)、禅宗(心性)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