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汉文化在贵州的发展·西学东渐—贵州文化向近代嬗变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中国，西方的异质文明也迈进了国门，这一西学东渐过程，贵州要晚于沿海，所引起的东西文化冲突也远不如沿海地区剧烈，但仍产生了动荡。
最早将西方文化引进贵州的是传教士。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允许西方传教士自由进入内地传教，偏僻的贵州成为传教士们注意的目标。传教士们进入中国之初，依仗着武力为后盾，期盼的是以“十字架征服中国”的美梦，绝大多数教士充当了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必然要将传教士和西教作为斗争对象，这是可以理解的。
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带来的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完全不同的西方基督文明和基督教，因此许多反洋教斗争的起因，往往是文化上的差异。贵州近代有三次大教案，第一次爆发于1861年的贵阳青岩镇，称贵阳教案或青岩教案，起因就是当地群众在端午节“游百病”时，因习俗不同，语言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第二年的开州教案是因为该年元霄节，群众耍龙灯度元霄，法国教士阻挠教徒参加这一传统节目而触发的;第三次爆发于1869年的遵义教案，是当地民众在五月初“打青醮”，教徒从中破坏而导致的。贵州的三次教案都以清政府妥协退让、广大各族群众被镇压而告终，这是西方宗教文化凭借殖民主义侵略势力而导致的结果，文化在这里是另一种形式的侵略。
义和团运动后，西方殖民主义者认识到“瓜分中国实为下策”，改换了侵略手法，从赤裸的军事行动转为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入手，宗教侵略活动也日益隐蔽，更多地带有人文色彩。传教士从办学校、医院等教育、慈善事业入手，感化群众，这在贵州比较偏远的山区和民族地区，产生了一定效果。如黔西北威宁石门坎教堂，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里于1906年办了光华学校，这所学校招收附近苗、彝、汉各族儿童，住宿读书，将西方学校中的球类活动、游泳均引进民族地区，柏格里还按拉丁拼音法，创造了一种苗文作读本，传授给学生。循道公会直至解放前夕，共在石门坎地区创办小学二十余所、中学一所，培养小学毕业生数千人，中学和中专学生百余人，大专生(推荐出外就读)约三十余人。内地会在附近葛布也办了学校，培养小学生近千人。教会在石门坎、葛布还设立卫生所三个、麻风疗院两个，此外还办了幼稚园、孤儿院、养老院、瞽盲学校等，这一系列活动培养了一批民族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改变了当地一些不良习惯，使该地缺医少药的情况有所改善，客观上促进了这一地区文化的发展，使该地区成为贵州民族地区中文化较高的地区。西方教会的文化及慈善活动在贵州经济较发达地区(汉民族聚居区)与较落后地区(主要为民族地区)的反响是不一样的，相对讲，民族地区更容易接受西方宗教文化。
悠久的中国文化并不是一概排斥外来先进文化的，在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的结合一般经历了从技艺(物质)到制度再到精神这几个层次。洋务运动是从技艺上学习西方，这在贵州也有反响。在洋务官员张之洞支持下，贵州地方当局曾于1886年筹办青溪铁厂(比汉阳铁厂还早三年)，向西方购进冶铁机器并聘用外国技师，但没有成功。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空前严重，学习西方，走富强之路已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呼声，戊戌维新运动由是兴起。在维新运动中，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的清廷高官中就有贵州人李端棻。李端棻，字苾园(1833—1907)，贵阳人，进士出身。李一向乐于接受新事物，在广东任乡试主考官时，赏识应试秀才梁启超的才华，特将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曾在士林中传为佳话。他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在兴学堂、推荐维新人才、开懋勤殿、改革政治制度上曾积极向光绪建议。在他的带动下，贵州知识界参与维新运动的较多，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名册中，贵州籍举人达九十余名，占现存名册的六分之一，按省籍，贵州仅次于广东。康有为在京组织“保国会”，李端棻的兄弟子姪均列名会籍。戊戌变法失败，李端棻被发配到新疆，中途遇赦放回，回贵阳后他出任经世学堂山长，让学生传抄《新民丛报》，在给学生命题作文中竟出现“培根论”、“卢梭论”这样的题目，向学生介绍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
一些维新人士到贵州任职期间，也将进步的科学文化知识带进贵州。1894年，天津人严修出任贵州学政，他见贵州风气闭塞，将贵阳学古书院改为经世学堂，课程中增加了时务、英文、数学、格致、地理诸科，购买新式书刊，聘请省内外新学有成就的学者任教师。经世学堂培养了贵州第一代通晓新学的知识分子。同时期还有湖南人吴嘉瑞，深受维新志士谭嗣同的影响，他来贵州贞丰县做官，仿照外地成立学会的办法，将贞丰青年组织起来，建立“仁学会”，宣传变法思想。后来领导贵州辛亥革命的张百麟就曾是吴嘉瑞的学生。
此外随着清政府新政措施的推行，从1902年到1910年，贵州一共开办了各种新式学堂六百二十四所(见《贵州通志·学校志》)，省内绅商也纷纷开办私立学堂，这些学堂一般都开设了新学课程，向学生灌输科学和文化知识，一些开办得好的学堂如通省公立中学(贵阳市一中前身)，还聘请了外籍教师任教。这样全省风气丕然一变。在贵州，派遣留学生也极一时之盛，仅据《贵州通志》记载，1905年一年中，贵州官方选派和自费留日学生就达151名之多。这些新式学堂毕业生或留学生回省后担任职务和任教，又将新学传播给更多的人。在清末，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同盟会办的《民报》均能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贵州，贵州知识分子无不趋之若鹜。
资产阶级新思潮(包括改良和革命思潮)的传入，首先是使一部分原来只知道四书五经，在寻章觅句中讨生活的旧式文人，开始了解到世界上还有新知识、新文化的存在，开始了由封建士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接着一批学生接受了新思潮，更壮大了这个阵营。清末贵州知识界还自办了报刊：《黔报》《贵州公报》《西南日报》《自治学社杂志》等，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贵州文化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不断增添了新内容和新形式，在向近代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