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学·建国以来对“通鉴学”的研究(论文)·《资治通鉴》 的撰修问题

研究《通鉴》编纂过程及助手分工状况的文章，也是建国以后占有很大份量的。这方面主要集中在《通鉴》编写的“提纲”和“分工”两个问题上。关于提纲，六十年代初有过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宋司马光通鉴稿》即是提纲;二是主张“丛目”即提纲;第三种意见认为《通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提纲;最近又出现了以《历年图》为提纲的说法。关于助手分工问题，自宋以来，大致有几种说法，一是刘攽负责汉以前编修，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至隋，范祖禹分工唐与五代。二是刘攽编修两汉，范祖禹编修唐史，刘恕编修五代诸朝，其余则由司马光完成。三是刘攽负责汉朝，刘恕分修魏晋南北朝，唐则归属范祖禹。四是由清人全祖望提出的，两汉至隋由刘攽担任，唐由范祖禹担任，五代由刘恕担任。此后，众多学者著文大都集中于此或与这两个问题有牵涉。翦伯赞于1961年发表了《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认为《宋司马光通鉴稿》就是《通鉴》的提纲;分工方面，他主张上文中的第三说，即刘攽负责两汉，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范祖禹负责唐五代，翦说依据的是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不久阎简弼著文《通鉴分修诸子考》提出不同看法，他强调上文第四说即全祖望提出的分修才符合实际。但翦伯赞随即撰文回应，认为全祖望之说根据的是《温公与醇夫帖子》，这个帖子述及的分工胡三省并不相信，至多只表明司马光最初的打算(《为〈通鉴〉编写分工问题释疑》)。

“文革”期间，这方面的争论被迫中断，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又重新恢复。较早发表相关文章的，主要有王曾瑜的《关于编写〈资治通鉴〉的几个问题》和曹家琪的《〈资治通鉴〉编修考》等文。王文认为“丛目”是《通鉴》的史料索引，“事目”是提纲索引，“手稿”与事目相类，“长编”的附注是《考异》底稿。对于编写的分工，王文将其分成开封和洛阳两个时期，在洛阳期间内，刘攽负责隋以前的长编，范祖禹负责唐纪长编，刘恕负责五代长编。刘恕负责的“梁以后”不是南北朝的梁，刘恕死后，范祖禹才接替他完成五代长编的。他又在《关于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补充说明》一文里强调了刘恕既参加了魏晋南北朝部分丛目与长编工作，也参加了五代部分;魏晋写于前，余部由刘攽接替，五代写于后，余由范祖禹接替。曹家琪文沿袭前期讨论的意见，认为 《历年图》即是《通鉴》编修的提纲。在修撰过程中，长编之后还有一个删长编为“广本”的过程。对于分工，曹文讨论颇为详尽，其结论大致与翦伯赞文相似。仓修良 《〈通鉴〉编修的全局副手刘恕——兼谈〈通鉴〉编修分工的几个问题》和杨正基《〈通鉴〉的提纲和〈通鉴〉的编纂程序》等文针对上述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仓文认为刘恕先着手编写五代部分的丛目和长编，而不是像王、曹二文中所说是负责修魏纪以后的长编。作者在《读司马光〈贻刘道原书〉——再谈刘恕参加〈通鉴〉编修的几个问题》明确指出，刘恕既参加了魏晋南北朝部分的长编撰写，也参加了五代十国部分的编修，从时间上看，五代写在前，魏晋编在后。他认为司马光助手分工问题中的刘攽和范祖禹负责的部分争议不大，最主要的是刘恕，明确了刘恕负责部分，分工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通鉴〉编修分工及优良编纂方法》)。杨正基文不同意曹家琪以《历年图》为《通鉴》提纲的说法，主张“丛目”就是提纲。《通鉴》编修从丛目开始，经考异历史、修撰长编，又从删削长编到考异和丛目这样一个反复过程。袁伯诚《〈资治通鉴〉编修考证》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颇花费精力，他的结论与仓修良观点大同小异。他还对《通鉴》编纂体例详细论证，总结出五个方面的特点，对后代影响至深且巨(《论〈资治通鉴〉的编纂体例》)。彭久松的 《〈资治通鉴〉五代长编分修人考》也认为刘恕最早主持此项工作，他在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病逝后，由范祖禹接续而成。周征松的文章《〈资治通鉴〉编撰论略》赞扬了司马光编修工作中的合理安排和细致负责的精神，认为他在史学思想、史书编撰、历史材料和历史文学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陈光崇在其文中总结了司马光编撰《通鉴》的六个特点，即采用编年，革新纪年，改进叙事，创制长编，建立考异，编制目录(《论司马光的历史编纂学》)。张新民则强调史馆对司马光修撰《通鉴》一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司马光利用史馆提供的丰富资料，取其所长，避其所短，《通鉴》是官修与私撰相结合的产物，史馆作用不容忽视 (《〈通鉴〉编修与史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