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学·水利建设和技术的普及(元、明、清时期)——传统水利学术全面总结和著作丰硕期·水利著作和水利志大批涌现
宋以后，水利建设仍持续发展，传统工程技术开始徘徊不前，值得注意的是以明代潘季驯为代表的“束水攻沙”治河思想的完善，和以堤治沙工程的实施，使传统的黄河堤防工程技术发展到了最高阶段。
明清以来大批有关水利工程技术、治河防洪的专著陆续问世。各地的地方志大多设置了水利专业志，漕运志作为新的专业志种在明清的水利专业志中也占了相当的比重。现存的古代水利文献大多是这一时期编纂的。
1.防洪治河工程技术的系统总结
元代至正十一年(1351)贾鲁主持著名的黄河白茅堵口，挽河回复故道。白茅堵口动用民夫十二万，军工二万，在汛期完成了堵口。欧阳玄随贾鲁参加了全部工程，完工后将此次堵口全过程记载成《至正河防记》，全篇约四千字，是古代黄河堵口的重要文献。
刘天和于明嘉靖十三年 (1534) 任总理河道大臣，他主持治河时间不长，但善于总结经验。他所著的《问水集》六卷，是继金《河防通议》之后的又一重要河工专著。主要内容有阐述黄河特性、各代治河方略、堵口工程措施等。较有价值的是总结民间创造的“植柳六法”，即根据具体情况种植卧柳、低柳、偏柳、深柳、漫柳、高柳，以满足护堤、防冲的各种要求。他提出的工程量计算方法、施工水平测量方法也很有特点。
《治水筌蹄》是明代的重要河工著作之一。“筌”和“蹄”是先秦时期捕鱼和打猎的工具，该书名就是治水工具书之意。明隆庆六年至万历二年 (1572—1574)万恭任总理河道大臣，任上开始撰写此书。该书的精华在于对运河工程技术和运河工程管理的总结。对黄河的治理思想，他首先提出了“束水攻沙”、以堤治河的工程措施。
潘季驯继万恭之后四次出任总理河道大臣，在他的任上“束水攻沙”的治河方略进一步深化、完善并付诸工程实践，从而实现了从筑堤挡水到以堤束水攻沙的转折。潘季驯著《河防一览》十四卷共二十八万字，这是一部对“束水攻沙”思想与实践全面总结的河工名著，较为系统阐述河流动力学理论、泥沙运动规律，他还收入了其任期内有关治河的四十一道奏疏和各种治河议论。清代的河工著作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刊行的靳辅《治河方略》较为有名。
2.编年体的《行水金鉴》及其续编与农田水利专著
将浩如烟海的水利文献加以整理，以编年体的体例刊行，是水利资料性丛书《行水金鉴》及其续编的特色。该套丛书主要收入治河、运河工程、农田水利等内容。
《行水金鉴》 上起先秦，下至康熙六十年(1721)的三百七十多种水利文献、典章中，部分摘录了约一百六十万字，内容以明后期至清康熙为重点，傅泽洪主持纂修。正文一百七十五卷，其中分河水(黄河)六十卷，淮河十卷，江水(长江)和汉水十卷，济水五卷，运河七十卷，两河(黄河和运河)总说八卷，职官、夫役、漕规等十二卷。道光十一年(1831)黎世序刊印《续行水金鉴》，时间下限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与《金鉴》不同的是大量收入原始工程档案，汇集成“章牍”一百二十一卷，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增加了永定河十三卷。民国时期继续这部丛书的编纂，计划整理自嘉庆二十五年至宣统三年 (1820—1911) 的水利文献。
属于地方性的农田水利专著较为有名的有《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清代的畿辅地区相当于今北京、天津、河北地区，吴邦庆主编的《畿辅河道水利丛书》刊印于道光四年(1824)，收入了元明清有关畿辅水利的论著和他本人的议论，是研究海河流域水利史的重要著作。武同举的《江苏水利全书》，反映新疆水利的《西域水道图说》、《新疆图志》也属这类专著。
水利工程的专著亦很丰富，宁夏引黄灌渠有《大清渠录》、引泾灌区有《泾渠志》、绍兴三江闸有《三江闸务全书》、四川都江堰有《灌江备考》、福建木兰陂有《木兰陂志》、浙江通济堰有《通济堰志》、云南滇池水利有《六河图说》等。
3.运河专业志
有关运河、漕运的典籍到明清已成为专业图籍中重要的书种之一。其著述之多，记载之详是其它时代没有的。
运河、漕运典籍按内容可分为三类：以运河河道为主的专业志，内容包括运河工程沿革、水源和工程管理、水政管理规章制度等;以漕粮运输为主，记载漕运制度、漕运仓储、漕运管理法规等内容的专业志和资料汇编性质的文集;河漕兼容的综合性专著，最有代表性的是《漕河图志》。运河、漕运典籍还蕴含着许多有关文化、经济方面的内容。
(1) 运河河道志
明清运河实行分段管理，运河志书在明代由各河分司编撰。清代则续书较多，成就不如前代。明清成书的运河志，自运河北而南主要有《通惠河志》、《北河纪略》(清有续书《北河续记》)、《山东运河备览》、《南河志》。江南运河属民间管理，有关运河、漕运的内容在各地的方志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分述如下。
《通惠河志》，明嘉靖七年(1528)成书，分为上下二卷。作者吴仲，字亚甫。吴仲在嘉靖六年以御史巡按直隶，主持过通惠河的管理。上卷载通惠河的水源、工程、工程经费和夫役制度。下卷收入有关通惠河的奏议、碑记等。
《北河纪略》成书于明万历年间，名士谢肇淛主持编撰。《北河纪略》共十卷，约十五万字。《北河纪略》明刊本不多，《四库全书》称此书“搜材颇备，条画亦颇详明”。清顺治十年(1653)工部主事阎廷谟对《北河纪略》略作改编，增加了一些当时的内容，新书名《北河续纪》。北河北起天津杨青闸，南至山东鱼台珠梅闸，是京杭运河黄河以北关键河段。《北河纪略》全志结构严谨，以运河水源、工程沿革、职官设置、河政等分类，有北河分段图，详细反映了各段的主要工程设施，是运河诸志中质量较高的一部。
《南河志》是稍后于《北河纪略》问世的区域性运河专志。南河即为淮扬运河，北自淮安，南迄高邮仪真，南河分司驻高邮。万历二年(1574)工部水司熊子臣以 《南河规则》为底本，补充河务内容而成《南河纪略》。天启元年(1621)南河郎中朱国盛按志书体例，以《纪略》内容为主，又收入了文牍、奏议、碑记等，书成名《南河志》。《南河志》共十卷，约二十四万字，是明代成书最晚的运河专志，保留了黄河、淮河、运河原始且系统的资料。
《山东运河备览》和《山东全河备考》是清代运河志的代表作，在时限上与明代各运河专志上下相承，在地域上与《通惠河志》、《南河志》南北沟通。清代的山东运河段“自 (山东) 峄县黄林庄起，抵(河北)德州桑园止，凡一千二百里”。《山东全河备考》成书在前，于康熙十九年(1680)，由山东济宁道叶方恒主持编撰，主要史料取自王琼的《漕河图志》、车尔的《漕河通考》等书。《山东运河备览》修订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以《山东全河备考》为基础，删减了元明清时期的内容，而大量增补了康熙乾隆两朝的史实。在内容和体例上是再创作，就内容看，使用价值更高。
(2) 漕运志和漕运典籍
漕政事关京畿民生、国家政权的稳定，明清漕政在国家的治理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漕运专业志在明代成为专业志种之一。
《漕书》，弘治年间张鸣凤主编，“是书专论漕运利弊”。全书全为八篇：漕政、漕司、漕军、漕河、漕海、漕船、漕仓、漕刑。张鸣凤生卒不详，弘治六年(1493)进士，他是明代力主罢河运行海运的代表人物。
《漕运通志》是明代记漕政最系统的专志。作者杨宏，字希仁，嘉靖初年以指挥使署都督江北漕运。他有感于先前漕运志的简略，与谢纯合作编撰此书。《漕运通志》共十卷，主要内容包括漕运职官、漕船制作、漕船厂和工匠、漕粮仓储、漕粮定额，以及有关漕运的典章、奏议等。
清代将漕政各种制度、文典汇集而成漕运专书。早期有《督漕疏草》二十二卷，康熙时董纳编。乾隆三十四年(1769)问世的《漕运则例纂》二十卷，杨锡绂编。清代集漕政之大成的专著有《钦定户部漕运全书》九十二卷，道光二十五年(1845)刊印，潘世恩编撰;以及《钦定户部漕运全书》九十六卷，光绪二年(1876)载龄编撰。两书收入了有关漕政的各方面内容，按门类编排，是研究漕运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文献。
(3) 河漕综合性专志
集运河和漕运为一体的综合性志书中，《漕河图志》以成书早，内容全面，文图并茂又包容了京杭运河早期大量的原始资料而为后人所重视。就体例而言是最早创写的运河专业志，对后来的专业志书影响较大。《漕河图志》，王琼编撰，弘治九年(1496)成书，共八卷。
《漕河图志》中运河图占了相当的比重，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漕河图志》中有关明代前期的运河河道沿革、运河管理的内容为它书所不见;漕运方面有关漕粮以及贡运货物、数量;押运官兵配备等记载也很珍贵。
明代还编有《漕政举要录》和《通漕类编》，以《漕政举要录》的史料价值较大。《漕政举要录》，邵宝撰，十八卷，成书于正德四年(1509)。时邵宝以都御史总督江北漕运。此书卷一至卷六记运河管理;卷七至卷十二为漕政，涉及仓储、漕卒、漕帮建置等;卷十三至卷十八收入文牍、史籍、奏章等。有天一阁藏本。
(4) 海塘工程志
滨海地区海塘建设始于秦汉时期，唐宋时技术达到相当水平，出现了土塘、柴塘、木柜、石塘等不同材料类型的海塘。明清时海塘建设有大的发展，建筑技术和结构都有创新，明代砌石重力结构的五纵五横的鱼鳞大石塘和清代的十八层鱼鳞大石塘是这一时期海塘工程的杰作。
对海塘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总结始于清乾隆，代表作有方承观的《敕修两浙海塘通志》和翟均廉的《海塘录》。浙江巡抚方承观屡掌治河，熟悉水利，乾隆十四年(1749)奏请编修海塘通志，于乾隆十六年(1751)全部刊印成书。全书二十一卷，卷首收入雍正、乾隆朝御旨。以下二十卷依次为图说一卷，列代兴修二卷，本朝建筑四卷，工程一卷，物料一卷，坍涨二卷，场灶一卷，职官一卷，潮汐一卷，祠庙二卷，兵制一卷，江塘一卷，艺文二卷。该书内容广泛，历代修筑情况，海(江)岸变化，管理机构沿革。翟均廉的《海塘录》在体例基本与方承观的通志相近，内容上对海塘图式有补充，奏议也是方书没有的。
在古代四千年治水活动中，我国传统水利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和在世界水利史上的先进地位，与此同时，传统水利也显现出明显的弱点：
第一、理论概括不够，我国古代的水利著述甚丰，仅水利专著就有五百种以上。但这些著作多为建设实录，缺乏抽象概括，未能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认识，类似战国时代的《管子·度地》对水流运动规律和土壤特性的归纳，宋元时期的《河防通议》对河流水势、水汛以及防洪工程规范之类的理论著作屈指可数。
第二、定量分析较少，即使类似潘季驯《河防一览》、靳辅《治河方略》这样的大家著述，也多局限于定性分析，只能描述大致趋势，未能应用当时已有较高水平的数学进行量化并进而上升到理论公式。
第三、缺少科学试验，水利实践多停留在对现象的直接观察上，缺乏在理论层次方面的提炼。
由于存在这些弱点，使得我国传统水利技术虽然在唐宋时期已发展到最高水平，但此后就停滞不前。元明清时期，虽然水利建设进一步普及，但技术水平一般并未超越唐宋; 建设规模和速度更难以与秦汉时期相比。明清水利著述虽然丰富，但资料性居多，理论概括较少。总之，封建社会后期的水利建设，既没有战国秦汉时期那种生机勃勃的宏大气势，也没有唐宋时代的技术先进和管理规范，这种停滞状态酝酿着新的变革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