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
自1928年开始，前中央研究院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开始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殷墟的工作，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才暂告停止。这次发掘工作，持续十年之久，先后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其发掘规模之大、出土遗物和遗迹之丰富精美，不仅在我国，就是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有关殷墟十五次科学发掘之详情，请参见胡厚宣： 《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
就是在前中央研究院科学发掘殷墟的过程中，我国近代科学意义的历史考古学由 “萌芽”状态起步，经过不断地探索和总结，逐步“形成”了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科学体系，并进一步走向了它的“成熟时期”。
无独有偶。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史前考古学，即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也与此约略同时基本上完成了它们的“萌芽时期”，并进入了以 “地层学”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形成时期”。
我们曾经说过，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我国近代史时期，真正科学意义的近代考古学，在我国还没有形成，尚处在“蕴酿时期”，即金石学研究的古器物学研究阶段。而五四运动以后，即在我国历史进入了现代史阶段的初期，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左右，我国近代考古学(包括史前考古和历史考古学) 作为一个整体，在我国已是水到渠成，经过“萌芽时期”，并很快地 “形成” 了。
近代田野考古方法引入“古器物学”研究领域，从而使 “广义的金石学”被纳入了考古学研究的轨道，成为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而自宋代形成的传统金石学，曾一度为学术界的泱泱大国。但自成为近代考古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后，传统的金石学也就不复存在了。而做为“广义金石学”研究的最核心学科——甲骨和青铜器的研究“皈依”了近代考古学，就完全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