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达德
[原文]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1]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注释]
[1]昆弟:兄弟。
[译文]
天下共通的人伦之道有五种,用以做好它们的德行有三样。这五种人伦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三样重要的德行是智、仁、勇。做好它们的核心都是一样的。从“知”的起点的角度看,有的人天生聪慧而知道,有的人通过学习知道,有的人碰壁后发现问题知道,而最后是一样地知晓大道。从“行”的终点的角度看,有的人安于此道就去做,有的人看到其中的好处而去做,有的人因为外在的原因勉强自己去做,而最后是一样地获得了成功。
[通解]
关于“所以行之者,一也”的“一”,有两种解释。
朱熹认为,这个“一”,就是指后文谈到的“诚”。“诚”是《中庸》中总结的修身之根本所在,所以说要践行智、仁、勇的品质,根本在于“诚”。这样解释,意思很通顺,这是从文章思想内容的角度来推断的。
清代的王引之在《经义述闻》里提出:“一”字是衍文,原文应该是“所以行之者也”。首先,本章前面已经说了一次“行之者三也”,后面又说“所以行之者也”,是指“三达德的作用是用来践行五达道的”。其次,像《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里有“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汉书·公孙弘传》里有“仁、智、勇三者,所以行之者也”,都没有“一”字。这是以其他文献旁证的角度来推断的。
◎五伦与三德
《孟子·滕文公上》讲:“圣人有(又)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天命赋予了人间五种基本的人伦关系。任何一个在这世上生活的人,都生活在这五种人际关系之中,而且缺一不可。
当然,如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所述:“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也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造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去投资……”当代社会已经进入了“陌生人社会”,我们日常所接触的“陌生人”的比例越来越高,由此有人提出:儒家“五伦”的说法是不是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了?
对此我们要指出,要应对这种人际关系上的新变化,显然需要比以往的“熟人社会”更加注重法制与制度的建设。不难发现,法律和规章能给社会标上线,明确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对于侵害他人的不法行为给予惩戒,但人与人之间心理的交互、人情人心的炎凉则是这些所无法触及的。儒家思想对于我们对人际关系的认识,可能比以往更加具有现实意义:首先,“五伦”也只是指不同人伦之间有不同表现,我们对待陌生人必不可能如同对待父母妻子一样亲密无间,“五伦”与“陌生人社会”的现实并不矛盾;其次,儒家讲“仁者爱人”,这即对天下人的普遍之爱,儒家思想从未忽视过这一点;再次,“五伦”讲“朋友有信”。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孔子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友”本就不等于“熟人”,而是强调彼此之间有共识、有共同的志趣。“陌生人社会”更需要靠友爱、信任与共识凝聚人心,避免陷入“他人即地狱”的互害的境地。
在后世,尤其是经过宋代理学家的阐释后,仁义礼智,或仁义礼智信,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相比之下,在先秦与两汉时代,儒家更强调的还是智、仁、勇“三达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
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包括为给楚国求援而哭于秦廷七日的楚国大夫申包胥,也曾说过:
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知民之极,无以铨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国语·吴语》)
儒家推崇的优秀品德有很多,但智、仁、勇这三者是为当时儒家推崇的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最为基本的品质。
人生天地间,需要时时秉持这三种“达德”,缺一不可。单纯的“勇”几乎没有意义,“既仁且智,是谓成人”,勇而不仁不智,即陷于“暴”;单纯的尚“智”,可能沦为诡谲,同非儒家所倡;单纯的崇“仁”好礼,不能与时推移,宋襄公泓水之战的失败便是最直接的镜鉴。
◎通向成功的三条路
我们已经多次说到,儒家思想承认人有高低层次之分,但只要通过主观努力,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论语》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说法: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人的资质高低。包括孔子也说自己:“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孟子从这个角度来评论古代帝王:
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孟子·尽心上》)
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孟子·尽心下》)
尧舜即是天性良善、天生圣人,他们爱民是出于本性。商汤、武王通过战争推翻恶政,拯救天下苍生,他们的爱民是意识到了“爱民”是正确的并且去身体力行。而春秋五霸能称霸天下,也要借助“爱民”的名义,在实际的行动上,也必然需要做出爱民的行为来。这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这就是“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的区别。
相对再差一点的,就是“困而知之”,在遇到困境之后,才意识到上进的重要性。就像我们熟知的少年周处的故事: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
乃入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世说新语·自新》)
周处为害乡里,被人认为比水中蛟龙、山中猛虎更可怕。周处在终于意识到自己被乡亲们仇恨后,拜会名士,发奋努力,终成一代良臣,名垂青史。所以说从起点的角度来讲,这三种情况虽然起点高低不同,但最终“及其知之”都是一样的,都有机会走上人生正道。而在这些之下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困而不学”,遇到问题也不去改进,得过且过,麻木不仁,浑浑噩噩地混日子。
以学习和工作为例,最好的情况当然是学习者自身很清楚“学习”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感受到了满足自己好奇心与个人成长所带来的幸福感,喜欢自己的“工作”,知道这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理念的必然过程;其次则是看到了用心“学习”和“工作”对自己的有益之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好的未来;再次则是虽然不清楚“学习”和“工作”的意义,也认为这个努力的过程充满辛苦,但依然按照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去努力学习、尽心工作。这三种情况虽然在认识上有高低不同,但最终“及其成功”都是一样的,都有机会成为人生的成功者。而在这些之下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庸人”:
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孔子家语·五仪解》)
心里没有坚持的原则,口里说不出有益于人的话来,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值得学习、追随,也不知道磨炼什么作为立身之本。小事上聪明而大事糊涂,分不清哪个更重要;凡事随波逐流,不明白该坚持什么。这样的“庸人”并不鲜见,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要往哪里去。
[原文]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译文]
孔子说:“好学不倦就接近‘智’了,努力行善就接近‘仁’了,知道羞耻就接近‘勇’了。知道了这三点,就知道怎样修养自己了;知道怎样修养自己,就知道如何治理集体了;知道如何治理集体,就知道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了。”
[通解]
通过之前与《孔子家语》对比,我们知道这一段前面原有哀公的问话:
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实固,不足以成之也。”
针对孔子在前面说的,智、仁、勇是为人最重要的三种品德,哀公认为这三者并不容易做到。本段就是孔子对此的回答。陈立夫先生对此评论:
好学非智,然足以破愚,故近于智;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故近于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故近于勇。
好学、力行、知耻虽然不等于智、仁、勇,但是好学就可以使人头脑清晰,破除愚昧;力行就可以使人眼界开阔,不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知耻就可以激发人上进,力争上游。所以说在好学、力行、知耻上面下功夫,就越来越接近智、仁、勇的品质了,这是修身的起点。之后才可以讨论如何平治天下,正如《大学》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下文便是哀公问孔子如何平治天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