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传统经典 中庸

《中庸·君子时中》释义

君子时中

《中庸》第二章

[原文]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译文]

孔子说:“君子可以做到中庸,而小人与中庸则背道而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君子不偏不倚,因时而动。而小人则是无所忌惮,任性妄为。”

[通解]

《中庸》第二章的关键,在于对“时中”二字的理解。就像前面讲到的,“中”并非简单的一个中间点、平均数,朱熹说:“中无定体,随时而在。”——如何才算“中”,是随着“时”的不同而变动的。

《礼记·礼器》中讲道:

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诗云:“匪革其犹,聿追来孝。”

对礼来说,最重要的便是因时而定,其次是顺应具体的变化,再次是合乎伦理,再次是有所差别,再次是合乎人情,最后是要与身份相称。举例来说,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前代的统治者会选拔合适的继任者,那是禅让的时代。而后来,老的统治者会打压新生力量,商汤只能选择放逐夏桀,取代夏朝,周武王必须讨伐商纣王,取代商朝,那是革命的时代。商纣王曾经关押过周文王,如果周武王还期待像尧舜禹时代一样的贤明君主主动让位,那就是愚蠢了。这就是时代的不同决定了手段方式的不同。

“时”,并非单纯指“时间”。如何做到“中”始终是与“时”的变化——时代、时机、时局——联系在一起的。就像评价古时候的隐逸之士,孔子说: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

所有这些失去自己精神家园的人,面对理想的破灭和世道的浑浊,选择了不同的归宿,而他们身上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孔子则认为“我和这些人不同,没有什么必须这样、必须那样的”,就像他曾说过的“毋必、毋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任何处境下都没有偏执。孟子也说: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

孟子同样肯定这些古时贤人的优秀品质,而孔子更在其上,因为孔子可以察觉并顺应“时”的变动。这既需要强韧的精神,也需要洞察的智慧。

“圣之时者”也成为一个典故,赞扬这些眼中没有绝境,可以与时推移、因时而动的出类拔萃之人。

老舍话剧《茶馆》中塑造的主要人物茶馆老板王利发,生于清末,靠着自己的灵活和坚忍,独力支撑父亲留下的茶馆。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内战不断,北京城里多少大茶馆都关了张,而他对茶馆进行“改良”,照样开张。三十年之后的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是风烛残年的王利发,依然拼全力支撑着“裕泰”这个老字号。《茶馆》第二幕里称赞年轻时的王利发:

幕启:北京城内的大茶馆已先后相继关了门——“裕泰”是硕果仅存的一家了,可是为避免被淘汰,它已改变了样子与作风。现在,它的前部仍然卖茶,后部却改成了公寓。前部只卖茶和瓜子什么的。“烂肉面”等等已成为历史名词。厨房挪到后边去,专包公寓住客的伙食。茶座也大加改良:一律是小桌与藤椅,桌上铺着浅绿桌布。墙上的“醉八仙”大画,连财神龛,均已撤去,代以时装美人——外国香烟公司的广告画。“莫谈国事”的纸条可是保存了下来,而且字写得更大。王利发真像个“圣之时者也”,不但没使“裕泰”灭亡,而且使它有了新的发展。

◎管仲是什么人?

春秋五霸,第一个便是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影响了整个春秋时代的形势。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管仲在孔子和弟子口中被屡屡提及: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管仲和召忽都是公子纠的家臣。公子纠与兄弟公子小白争位,失败被杀后,召忽也随之自杀了。但是公子小白即位成为齐桓公后,对管仲以礼相待,管仲便归服齐桓公,成了齐国的执政大夫。——孔门弟子对管仲的非议就在于此。孔子也认为管仲其人品行有亏,很多做法违礼,但还是给予他“仁”的高度评价。因为在管仲治理下的齐国成为诸侯中的盟主,将中原各国团结在一起,避免了被野蛮民族各个击破的命运,所以孔子说“民到于今受其赐”。

在公子纠死后,管仲自己当然也曾思考过何去何从的问题。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名言:“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管仲选择接受失败、顺应时变,继续活下去,发挥自己的能量。

对此,康有为说得好:“盖仁莫大于博爱,祸莫大于兵戎。天下止兵,列国君民皆同乐生,功莫大焉,故孔子再三叹美其仁。……宋贤不善读之,乃鄙薄事功,攻击管仲。至宋朝不保,夷于金元,左衽者数百年,生民涂炭,则大失孔子之教旨矣。专重内而失外,而令人诮儒术之迂也。”——光荣地死去,好像成就了一世英名。但这是一条简单的路,而且对生者没有什么意义。无论沧海桑田,都敢于承受“活着”这个重担,才是“圣之时者”。

“好人”“坏人”的标签,都太过简单粗暴,没有看到人性的复杂与“时”的复杂。抽一个片段出来,代表不了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人。重要的是不忘初心,“时中”而动。正如孟子对孔子的称赞:“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

◎观鸟知“时中”

儒家所讲的“大学之道”特别强调“格物”,也就是说世间万物都有它内在的道理与法则,都有跟天地至道相通的地方。而人可以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和实践来感悟人生,感悟天地之理。比如孔子从山水的姿态,联想到它们与仁者、智者的相似: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又如,孔子看到禽鸟的行动,联想到知“时”知“止”: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论语·乡党》)

《孔子圣迹图》中的“山梁雌雉”

一次,孔子与子路在山间行路,看到不远处有几只野鸡停留在那里。子路好动,于是向野鸡挥了挥手。野鸡见状,机警地扇动翅膀飞了起来,在空中盘旋一阵,落到了远处的树上。

看到这一幕,孔子说道:“山梁上的这些雌雉,懂得‘时’啊,懂得‘时’啊!”孔子想到的是,这些野鸡真了不起,它们能够机警地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很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能时刻将自己置于安全的境地,远离祸端。

孔子与子路继续向前,又靠近了这几只野鸡。子路听了孔子的话,不知是否明白了老师的意思,遂不无俏皮地向野鸡拱拱手,好像为自己打扰了它们表示歉意。野鸡们犹豫了一会,便振翅飞去了。

《论语·乡党》篇记述孔子日常生活的一些侧面,也正是在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日常中,孔子的人生境界得到了具体展现。上面这一个片段,是《论语·乡党》篇最后一段记载的一个场景,很耐人寻味。从那些野鸡的反应中,孔子特别感受到一个“时”。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每个时候都处于不同的“时”中。那么,我们知道自己的“时”吗?如果我们真的能看透彻这些,恐怕在人生的路上脚步会更加坚实一些。比如,我们常听到大学生讲“因为以后找工作压力大而不能静心学习”,这其实恰恰是本末倒置。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作为学生,当下能够把握的“时中”就是用心学习,最根本的是抓住学习的机会,充实和丰富自己。在今天这个通讯发达的时代,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根本不会缺乏机遇,而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再怎么提前“找工作”也只是事倍功半。所以说,处在学生时代,首先应该自问:自己能做什么?如果有机会送上门,我有能力把握得住吗?

在《大学》中,孔子也有类似的议论:

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经》中讲:“绵绵蛮蛮鸣叫着的黄鸟,栖息在山冈的一角。”孔子感慨道:“就停息的地方来说,连小小黄鸟都知道该栖息在什么地方,人怎么可以连鸟儿都不如呢?”

◎子思称“仲尼”

第二章开头,直呼孔子的字“仲尼”,因此有人提出由此可以证明《中庸》的作者不是子思:

弟子记圣人之言行,于《论语》皆称子,如“子曰”及“子以四教”之类,盖尊师重道之辞,未尝有字圣人者……岂有身为圣人之孙而字其祖者乎?(王十朋《梅溪集》)

我们的第一印象也是古人对于避讳先人尊长的姓字是很严肃的。“诗鬼”李贺因为在科举中被人毁谤说他父名晋肃,应当避父讳,让他不得举进士。韩愈为此事还专门写过一篇《讳辩》,为李贺叫屈。

但仔细辨析发现,事实并非这么简单。朱熹就指出,“古人未尝讳其字”,光在《论语》中就能看到,子贡就曾说过“仲尼不可毁也”(《论语·子张》)。不光是字,甚至还有弟子直呼孔子名“丘”的例子:孔子让子路问路于长沮、桀溺,长沮反问子路“夫执舆者为谁”,子路答:“为孔丘。”(《论语·微子》)由此可见,孔门弟子对孔子都可以呼名称字,更何况是子思。

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代,避讳姓名的讲究才刚刚出现,到秦汉之后“避讳”才渐渐变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说这里子思称孔子为“仲尼”,并不奇怪。

更重要的是,毕竟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而《礼记》是经过了汉人编辑的。为了明晰清楚,其中存在对于个别字词的改动很正常。尤其当下文是一连串的“子曰”时,那么在最前面的一句里明确标示出这个“子曰”是“仲尼”曰,也可以认为是为了文意更清楚明白而进行的改动。

如果再追根究底的话:在原始版本的《中庸》里,这里很可能并不是“仲尼曰”。这里的“仲尼曰”以及下文的“子曰”可能本来皆是“闻之曰”。

《孔丛子·公仪》记载说:

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也。”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子思曾经汇集收录孔子的言论。关于这些言论的来源,按子思所说,“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子思本来可能就是以“闻之曰”的形式,记录或引用孔子之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竹书》的《从政》篇,经过专家重新编联之后的形式如下:

[简甲一]闻之曰:“昔三代之明王之有天下者,莫之余(予)也,而@(终)取之,民皆以为义。夫是则守之以信,教[简甲二]之以义,行之以礼也。其乱王,余(予)人邦家土地,而民或弗义。夫……〖齐之以〗[简甲三]礼则寡而为仁,教之以刑则述(遂)。”

闻之曰:“善人,善人也。是以得贤士一人,一人誉……[简甲四]四邻。失贤士一人,方(谤)亦坂(随)是。是故君子慎言而不慎事……。〖君子先〗[简甲十七]人则启道之,后人则奉相之,是以曰君子难得而易事也,亓(其)使人,器之;小人先人则@(绊)@(禁)之,〖后人〗[简甲十八]则@(陷)毁之,是以曰小人易得而难事也,亓(其)使人,必求备焉。”

闻之曰:“行在己而名在人,名难静(争)也。[简甲十二]@(用)行不倦,持善不厌,唯(虽)世不@(识),必或智(知)之。是故[简乙五]君子强行,以待名之至也。君子闻善言,以改其[简甲十一]言;见善行,纳其身安(焉)。可谓学矣。”

闻之曰:“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

……

从上面《从政》的这段文字,明显可以看出《从政》篇每一段落都应该以“闻之曰”起始。全篇完、残简统计,共出现了13次“闻之曰”,如果加上第十枝简开头“曰”字前的“闻之”二字,就有14次。《从政》篇中的“闻之曰”,其实和“子曰”是一样的意思——“闻之曰”的后面便是子思引述孔子的话。

◎联通上下文

第二章最后一句“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中说:“魏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像宋代的程颐、朱熹等人也都认为此处应该有一“反”字。但“反”字不加也解释得通,因此并不影响理解。

前文中我们已经说到,朱熹所分章的第二章到第九章为一部分,这部分交替从君子和小人两方面谈面对“中庸”的不同样子。第二章提出的“时中”这一概念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因此单列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