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新教路德宗的奠基人。

路德生活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这时欧洲各民族纷纷要求摆脱罗马教庭对各国的宗教统治，形成本民族的独立统一的国家。路德的宗教改革的思想曲折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要求，反映了当时还作为市民阶层而出现的资产阶级，要求重视人的世俗生活的愿望。

1483年11月10日，路德诞生于德意志东部萨克森州埃斯勒本一个祖辈务农的家庭。第二年，全家迁居当时的采矿中心曼斯菲尔德。其父汉斯·路德当矿工，靠租用领主三座小熔铁炉起家。十几年后，亦即马丁·路德上大学期间，其父已渐发迹;他自办熔炉雇佣工人，并当上了村议会议员，跻身于市民阶级的行列。

在父母严格的宗教教育下，路德从小熟知使徒信经、十诫、主祷文及简单的赞美诗，接受了传统的基督教信念。1488年，路德进入当地一所拉丁文学校。1497年，他离家赴马格德堡求学。1498年又转入埃森纳赫的高中。在马格德堡和埃森纳赫时，路德是一个“穷学生”。他住在一个不收租金的救贫院中，免费上学。此外，他还获得当地教会的允许，可在城市中沿家求食。作为这个特权的报答，路德必须在教堂中吟唱圣歌。1501年春，18岁的路德进入当时德意志最著名的爱尔福特大学。这所大学是以中世纪的英国神学家，唯名论的最著名代表奥卡姆(约1300—1330)的学说为主的经院哲学的中心，也是人文主义者活动的主要场所。1502年秋，路德顺利修完了语法、逻辑、修辞、天文、哲学等课程，获得文学学士的学位。1505年，又以优异成绩取得硕士学位。在爱尔福特，路德掌握了经院哲学和奥卡姆的理论。奥卡姆反对罗马教皇，支持德国皇帝;作为世俗封建主的思想家他断言：神的存在和其他宗教信条是不能靠理性来证明的，它们纯粹是以信仰为基础的。路德不仅受奥卡姆的理论影响，还受到暗中活跃的胡斯信徒及德国市民宗教社团“兄弟会”的影响，加之与人文主义者的频繁交往，以及对古典作家西塞罗、维吉尔、李维等著作的阅读，使得四年的大学生活为他奠定了从事宗教改革所必备的学识修养，形成了他的思想方法和性格特征。

1505年5月，路德遵从父意攻读法律。7月17日，他突然弃绝尘世，遁入爱尔福特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当修士。他的父亲为之气愤，他的朋友为之惊异。从此，路德开始了宗教生涯。在修道院中，他潜心修道，履行各种苦行赎罪活动，以圣洁闻名。1507年，路德入爱尔福特修道院，成为奥古斯丁修会的修道僧。1508年秋，路德在萨克森选侯新创建的维登堡大学讲授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由于他讲学甚孚众望，故深得选侯赏识。1511年春，路德因公赴罗马，这座“圣城”的豪华和腐败给他留下极为深刻、恶劣的印象。1512年10月12日，路德获神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维登堡修道院副院长及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1515年，32岁的路德升任图林吉亚地区11所修道院的区监督。

在这段期间，路德深入研究圣经，反复琢磨圣保罗的学说，并接触了德国神秘主义者艾克哈特·陶勒等人的著作。1512—1513年间，他逐步确立其“因信称义”的宗教学说;路德认为人的获救只须依靠个人的信仰，无须外在的善功及教会的权威。这一学说一反天主教的救赎理论。天主教认为教会是人与上帝进行交往的媒介者，人的灵魂能获得上帝的拯救，必须通过教会的帮助。“因信称义”说否定了教会和僧侣阶层对社会的统治权。

1517年，教皇利奥十世借口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再度颁发赎罪券。在德国的兜售者多明我会修士台策尔耸人听闻的宣讲及各地奢华的迎送仪式，激起路德极大义愤。他认为，这不仅是亵渎神明，而且危害人民的道德。是年10月31日，路德在维登堡大教堂门前贴出《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路德所涉及的赎罪券问题，是当时西欧各国人民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罗马教庭十分敏感的问题。中世纪天主教把发行赎罪券作为搜刮民膏，聚敛财富，控制西欧各国人民的手段，宣称赎罪券是上帝的代理人教皇赎罪权力的体现。因此，对于赎罪券的攻击或斥责，不仅直接影响到教庭的财政收入，而且必然威胁到罗马教皇在西欧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和天主教的救赎制度。虽然路德写《论纲》之本意在于辩论，但《论纲》中对罗马贪婪、强求的指责，客观上反映了西欧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这一历史时期民族意识的觉醒，激发了广大农民、城市平民以及部分小贵族和诸侯对教庭超国家封建神权统治的怨愤，迎合了新兴资产阶级及下层民众要求民族独立、统一，改革教会，改革社会的愿望。《论纲》反应之烈，出乎路德预料，一月之内，传遍德国及整个西欧。《论纲》点燃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宗教改革的火焰，使路德一时成为德国全民族的代言人。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促使路德一步步走上与罗马教庭彻底决裂的道路。

教皇起初以红衣主教和大主教的神职为诱饵，要求路德撤回《论纲》，被路德拒绝。1518年8月，教皇命令路德到罗马受审。萨克森选侯害怕财富外流，反对在他的辖境内出售教皇的赎罪券。他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支持路德，抗拒教皇的命令。因此，教皇不得不改为由罗马教庭驻德使节来对路德进行发落。10月，驻德使节红衣主教卡叶坦在奥格斯堡召见路德，蛮横要求路德放弃其宗教观点。路德引据圣经，力持己见，并将会见情况写成文章，求助于舆论。1519年1月，教皇又派特使米尔蒂兹赴德劝诱路德，米尔蒂兹与路德达成协议：罗马教皇不再命令路德去罗马受审，路德答应退出辩论，并劝告人们服从教皇的统治。但罗马教庭的强硬分子不甘就此罢休。罗马教会的神学家约翰·艾克邀路德在莱比锡公开辩论。1519年6月27日，路德在卡尔什塔德及维登堡大学校长巴宁公爵和200多名持枪荷戟的学生保护下，进入莱比锡。论战中，路德公开否认教皇的神圣权威，否认教皇和宗教大会永无谬误，提出圣经的权威和个人研读圣经的权利。他不赞同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对胡斯的审判，认为胡斯的学说中有许多是来自基督的真理。莱比锡论战使双方阵线更加分明，全德人心振奋，宗教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路德也从辩论中明确了他与天主教的主要分歧所在。这场辩论，成为路德改教生涯的重大转机。

1520年是路德的多产之年。该年出版的德文书籍、文章共208册，其中133册出自路德之笔。尤其是被称之为宗教改革三大论著的《致德意志贵族公开书》、《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更是唤起民众摧毁罗马教庭神权统治的有力思想武器。

《致德意志贵族公开书》德文版本发表于1520年8月。路德在这篇充满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的文章中，痛斥罗马教庭对德意志的专横、掠夺，呼吁世俗君主起而领导宗教改革，建立不受罗马教庭控制的民族教会，欲以民族的世俗权威取代超国家的封建神权。这些内容的实质是使德意志民族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彻底摆脱罗马教庭的控制。在这篇文章中，路德还提出“人人皆僧侣”的原则，认为凡经洗礼的人都可担任教皇、主教、神甫，有信仰的人在上帝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否认高踞凡人之上的僧侣阶层。这一内容，被农民战争的领袖托马斯·闵采尔所接受，用以动员人民起而推翻现世的压迫，建立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国。正是这篇文章中的民族主义感情和平等观，使得它成为三大论著中政治影响最大的一篇。

《教会被囚于巴比伦》拉丁文版本发表于1520年10月。此文主要攻击中世纪天主教的圣礼制度。圣礼制度和教士特权是罗马天主教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对此的否定，必然导致对于以罗马教皇为首的神权政治的否定。路德在文章中指控罗马把圣礼变成束缚基督徒的锁链和囚禁教会的巴比伦。路德认为，圣礼是基督借有形之物赐无形之恩，天主教所规定的七种圣礼，即洗礼、圣餐、忏悔、坚振、婚姻、授职、临终膏油中，只有洗礼和圣餐可称之为圣礼。圣餐并非如天主教所解释的是献祭和善功，圣餐是以信仰领受上帝的恩典。他否认化体说，主张不分等级身份的“酒饼同领”。路德认为，主持圣礼并非教士特权，人人可为僧侣，可为他人履行圣礼和祈祷。路德甚至提出：“即令没有圣礼，信心也能救人。”当时许多罗马教徒看了此文转而赞成路德。后为著名改教家的约翰·布根哈根本来对路德攻击赎罪券大为不满，读了此文后，他说：“全世界可能错误，但路德是对的。”也正是看了此文，伊拉斯莫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慨叹教会的“分裂不可挽救了”。

《基督徒的自由》发表于1520年10月。这篇文章是路德宗教改革学说的基础——“因信称义”说的全面论述。路德在文章中提出，人的获救，只在信仰。有信仰者便可无代价领取上帝的救赎的恩典。信仰使人称义，使人获救，使人战胜死亡和地狱。有信仰的人与基督同享为祭司和为君王的尊荣。这样，曾经是人类救赎中必不可少的教皇、教会、教律面对信仰的权威，便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路德认为，人的信仰是属精神的，它不受任何外在事物的干涉、奴役。凡有信仰者，便是自由、平等、独立的，人的所做所为仅受了人信仰所制约。路德以信仰的权威取代了对权威的信仰，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却又把宗教变成人的内在世界。现在，奴役人的不再是外在的权威，而是信徒内心的僧侣本性。路德新教中这种个体性、主观性，反映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积极进取的资产阶级个人已登上了历史舞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它对于人权、人的尊严的朦胧要求。路德这篇文章成为了解路德本人及其学说的关键。

从这一时期路德所写的大量著作中可以看出，路德所攻击的并非某一教皇或教庭的腐败奢华，他所攻击的是整个封建神权政治。他否定了教皇权威的神授性质，否定了中世纪的教阶组织，否定了奴役人们的圣礼制度和教会法规，提出建立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资产阶级廉俭教会，并在宗教理论上以资产阶级自律的宗教取代了封建主义他律的宗教。

1520年10月10日，约翰·艾克在德国宣布教皇利奥十世宣判路德的诏书，勒令路德60天之内悔过，否则处以破门之罪。12月10日，也正是60天期满之时，路德在维登堡大学学生及市民们庄严的赞美诗歌声中，当众把教皇诏书付之一炬，以示其与罗马教庭彻底决裂的决心。一起烧毁的还有教皇的圣典、教令以及艾克等天主教卫道士的著作。这一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德意志及西欧各国人民。事后，路德追述说，他是在“震颤和祷告”中做这件事的，“但过后，我感到这是一件比我一生中任何行为都要好的事。”1521年1月3日，利奥十世公布破门令，开除路德教籍。

1521年4月17—26日，路德出席了在沃尔姆斯召开的帝国会议。这次会议，是教庭力促德皇查理五世给路德定罪而召开的。路德的友人们曾告诫路德，在沃尔姆斯等待着他的将是和胡斯同样的命运，劝他不要前往。他却说：“即使沃尔姆斯的魔鬼有如房顶上的瓦片那样多，我也还是要坦然前往的。”在100多名萨克森贵族的伴随下，在沿路凯旋式的迎送行列中，路德到达沃尔姆斯。由于全体人民的支持，在帝国会议上，路德能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他郑重宣称：“我坚持己见，决无反悔!”这充分表达了当时德意志人民要求摆脱罗马教庭控制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

会后，查理五世颁布帝国法令，宣布路德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你们不许给路德住处，不许给他房子，不许给他吃，不许给他喝，不许收留他，无论偷偷地或公开地都不许替他讲话或替他张罗来给他帮助、扶持或支援，”否则必予严惩。路德被迫投靠萨克森选侯，埋名匿姓，隐居于瓦特堡，从事圣经翻译。路德接受萨克森选侯的庇护，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反映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德国依然是一个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资产阶级把实现民族独立、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封建统治者的身上。路德接受封建主的庇护还反映了他所代表的市民阶级的宗教改革与闵采尔所代表的农民、城市平民等被剥削阶级所要求的宗教改革，在根本利益上是不同的。前者只限于反对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的巧取豪夺，主张没收教会财产;后者则不同。自路德发出宗教改革的号召后，德国南部农民也起来反对教会，不仅如此，他们还反对世俗统治者。当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力图要把宗教领域中的改革变成一场推翻现存剥削制度的政治革命时，路德终于逐渐地站到人民革命的对立面，成为世俗统治者的代言人。1521年冬至1522年春，当维登堡学生和市民暴力冲击教堂时，路德不仅写了《劝基督徒勿从事叛乱书》，而且于1522年3月6日亲回维登堡讲道8天，平息“骚乱”。1525年4月，又针对士瓦本地区的农民起义纲领“十二条款”， 写了《对士瓦本农民十二条款的劝告书》。5月，针对德国南部、中部、西部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写了《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书》。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由劝抚、调解到力主镇压。由于脱离了人民的支持，以路德为代表的市民阶级温和的宗教改革运动，也只是在宗教形式上进行了一些改革，落得个名存实亡。所以恩格斯说“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①

1523年3月，路德发表《论世俗权力》。此文一方面申述，为维持外在的社会安定，臣民当顺服世俗权力，提出“君权神授”为世俗主权张目。同时针对俗权对信仰的干涉，提出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这一原则对路德教以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为欧洲近代进步的思想家所接受和利用。

1525年6月13日，42岁的路德与一位叛逃的修女迦他林·冯·波拉结婚，以实际行动向中世纪天主教的禁欲主义挑战。

路德后半生基本脱离当时的社会政治斗争，从事于组建新教教会的理论和实践。他的家庭成为各界名流荟聚之所，并免费为一些穷学生提供食宿。《桌上谈》便是由他的学生和友人记录整理的他与来往人士交谈的内容。

1543年，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问世。海涅认为，路德对圣经的翻译是“创造了德语”。路德所追溯的是完全没有经后人篡改的希伯莱文和希腊文《圣经》原本，并把它译成一种由他才确定下来并通用起来的人民语言的版本。他常常为斟酌一个适当而准确的字眼费去了个把星期时间。他的圣经译本为人民提供了对抗教庭的思想武器，并赋予分裂的德国一种语言上的统一。这种语言上的统一无形中成为联系德意志各邦的纽带。

1546年1月23日，路德不顾亲友劝阻，赴曼斯菲尔德解决教派纠纷。由于他年迈多病，加之气候寒冷，2月18日，卒于出生地艾斯勒本，享年63岁。经萨克森选侯约翰·弗雷德里克提议，2月22日，路德被葬于维登堡大教堂墓地。

路德一生留下大量著作。1883—1948年间德国魏玛版本路德全集达83册，其中包括论文、讲道词、圣经注释、圣诗等，内容涉及到当时政治斗争所提出来的许多问题，如国家的性质作用、政教关系、经济变革、教育、家庭、婚姻等等。

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欧洲，永久性地结束了罗马天主教会对于西欧的超国家封建神权统治。路德的宗教改革学说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革命的思想武器。路德就是这样成为一位曾经震撼了欧洲的历史人物，并成为历代神学家、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探讨的对象。恩格斯将马丁·路德与达·芬奇、阿尔勃莱希特·杜勒、马基雅弗里并列为这一时代的巨人，他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