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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梅《送别》散文赏析

送别

老俞得病已有年。

四月九日近午,接到噩耗,说老俞于当天上午十时许离世。

那都是意料中的事。不仅我们这么认为,就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自去年底以来,他的病情日趋恶化,人消瘦得脱了形。在他得病的这些年里,我也曾去看过他,或者打电话给他的夫人臧老师询问病情,但病情时好时坏。

每次去看他,尽管因放疗或化疗折磨得他面容憔悴,但他依然健谈。谈家里的事,谈我们一起工作中的往事或问及同事的情况。言语间流露的是达观与平静。丝毫看不出得了癌症的人的垂暮与消沉。其实,他是硬撑着与人交谈的。

我一直以为,老俞的病因起自于他儿子俞振华的英年早逝——他才四十三岁。

那是六年前的事了。大年初四的晚饭后,我想去看他与臧老师。电话接通后,他不让我过去。我知道老俞是个硬气的人,所以推辞。我说固去,他固辞。在没办法际,他说自己家里有事,让我千万别过去。既然他家里有事,那就改天吧!

正月十五那晚,我从市区办完事回来,想想再不去,就不算新年了。于是又打电话。他还是坚拒。我说我已到你家下面了。他无奈说:噢唷!那就上来吧!

等我到他单元的楼梯口,他已等在楼下了。老俞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说你下来干吗?我又不是不认识。万一你腿脚不便而磕磕碰碰,我怎么过意得去。

推门进屋,见客厅里臧老师与几个中年妇女在折纸锭。靠墙壁还放了几个花圈。我以为是他家走了老人。老俞见我疑惑,就说:这次出大事了,俞振华去世了。

我心头一震,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蒙住了。常言道:幼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这是人生莫大的哀痛。老俞夫妇,一对七十来岁的老人,晚年丧子,其哀痛自不待言。我不知怎么安慰好。只是沉默着走向里间俞振华的灵堂前,默默致哀。

照片上的俞振华额角很高,相貌堂堂,酷似老俞。他比我小四岁。七八年高考,我考取了华东师大,他考取了同济大学。发录取通知的人搞错了,说我是取了同济。其实,我考文科,也没填同济。后来知道与我搞错的,就是俞振华。那是四年后,我被老俞接到新寺中学任教后才知道的。

俞振华考入同济时只有十八虚岁。那时刚恢复高考,国家人才紧缺。作为应届毕业生,他第二年即公派去荷兰,攻读河口海岸的本科及研究生。毕业后一直留在荷兰,供职于荷兰市政厅。最后加入了荷兰籍,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上海及宁波等地的大桥、隧道勘察设计,他常参与论证。《新民晚报》以不小的篇幅介绍他,并配有照片。他去世后,《欧洲时报》报道了消息:“荷兰侨界挥泪送别俞振华”。说:“他一生悉心公益事业,却不幸英年早逝。我们会清楚记得,哪里有为华人或留学生服务的现场,那里一定有振华;哪里有需要帮忙的公众和个人事务,那里肯定有振华;哪里有轻松的笑声和欢乐,那里必定有振华。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忠诚的朋友而惋惜和悲痛。同时,我们也为振华感到自豪,在他离开大家的时候,有这么多真诚的朋友在为他依依不舍地送行,这是对振华父母的安慰,也是对振华人生最好的总结。今天,我们在向振华告别的时候,让我们由衷地说一句:振华一路走好!”中国驻荷兰领事及振华供职的荷兰市政厅的二百多位华侨、同事来了,为振华送行。他太像老俞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人。我们也为他骄傲!

老俞是一个思想正统的老共产党员。儿子去国外,他是舍不得的。曾担心儿子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所以常常去信告诫要爱国,不能忘本。作为他的晚辈及部下,他曾好几次跟我说起此事。其爱子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振华未曾娶妻,一人独身在外。作为唯一的儿子,老俞心里一定很着急,但振华坚持独身,他也无奈。此亦他心病一也!

老俞小时候历尽艰辛,虽无李密“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之痛,却也岁余失怙,十三岁又失恃。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全仗姐姐照拂拉扯,在饥寒交迫的煎熬中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代。解放后,他凭着自己的努力与聪明,考取了地方师范。由于这样的人生阅历,他感谢共产党,热爱新中国。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

这些话,从现在有些人的嘴里呼出,人们也许会觉得苍白乃至窃笑。但对老俞来说,那实在是出于他的内心的。我在他领导下,与他共事近十年,不时会感觉到这一点。

老俞终其一生,以一个教师的身份,长期在奉贤地区担任小学、中学的校长、书记。工作平凡,生活安定。但他正直的为人,认真的处事,赢得了他的同事、学生的尊敬与爱戴。

我大学毕业后,是他将我要回到新寺中学的——他那时是书记兼校长。但我从未叫他“俞书记”或“俞校长”,而叫他“老俞”。这丝毫没有对他的不尊重,反而包含着尊敬的意味。他也乐意像我这样地称呼他。不像现在的有些头,下面得称他官名,或称他“老板”,否则,则脸一沉,一脸阴电。我们一批分入新寺中学的同事,他就呼我时不带姓,就像长辈呼晚辈一般。我也深深体会到他对我的关心与厚爱。有时与他为一件事争论,你不必担心他会记恨,他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他很正直,也很正统。有人说:老俞是马列主义。这多半是说他坚持原则。可现在的许多人,嘴上满口马列主义,实际却行鸡鸣狗盗的勾当。假公肥,投机钻营。比之老俞的马列主义,孰真孰假,明矣!

老俞的丧事一如其为人,简朴而悄然。那都是在他临终前的一天立的遗嘱。其实,说临终前立的遗嘱,那是不确的。据我所知,他在儿子俞振华去世后,就立了遗嘱。那是我去看他时告诉我的。只是他未给他人看,包括他的妻子臧老师。他怕妻子担心呢!那时他已得了癌症。他说,自己什么都想好了,也想通了。人,总是要走那条路的。不知哪一天会走,所以还是早作安排,心里踏实。

记得我当时说,这也好,反正就那么回事。这反而放平心情,有利于治疗。他也同意我的说法。

老俞的丧事没开追悼会,只搞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除退休时的奉贤中学外,他没让通知自己工作过的其他学校。他不想麻烦别人。但闻讯还是来了许多人。他的同事、学生,生前友好。他的妻子臧杏芳,女儿卫华,外孙冠超。

我送了只花篮。自己动笔写上:沉痛悼念老俞。署名:朔梅哀悼。就像他生前我对他的称呼与他对我的称呼。事后,我又觉得没写好,应写上:老俞一路走好。

那天是清明季的一个上午。野外,油菜花、桃花正盛,还夹杂着洁白的梨花。香樟与女贞树也都换上了新叶。雨后的大气里,富含馥郁的氧离子。就在这一天,我们送别了老俞。

2012年4月26日于枕曲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