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钱先生所在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很适合“钟情于书”的时代。他留学归来，即逢战乱，这样一个“海水群飞，淞滨鱼烂”“忧天将压，避地无之”的环境中，又怎么称得上是一个读书的好环境呢？尽管是这样，钱先生也没有放弃自己对书的渴求。他在战火之中仍然坚持对书的挚爱，著成忧患之书也好，讽刺小说也罢，最终还是让他闯出了一片属于读书人的天地。
然而，没想到的是战火虽然平息了，属于和平年代的动乱来临了。“文革”的时候，钱先生夫妇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钱先生被送去进行劳改，然后又和杨绛先生一起下放干校，一直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钱先生和杨绛先生才回到北京，重获自由。然而，令人比较吃惊的是，无论是周边的环境如何变化，钱先生仍能够抱起书本，内心平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文革”期间，钱先生曾被送去劳改，那时候每天只能读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著作。在很多人看来，马列的书是很乏味枯燥的，一般没有耐心的人是很难读得下去的。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样枯燥的书，钱先生却读得兴趣盎然，并且他还找到了一本德国版的马恩书信集，读得津津有味。他经常抱着一本厚厚的字典，逐字逐条地进行阅读。在旁人看来这是一种比较怪异的举动，然而对于钱先生来讲，他却乐在其中。
后来，在“文革”中的第一批“老弱病残”被“大赦”回京了，不过令人失望的是，回去的名单里并没有钱先生和杨绛先生的名字。钱先生夫妇在送走回京的朋友之后，心情很平静地回到了自己的窝棚。杨绛先生当时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不过，让杨绛先生哭笑不得的是，钱先生只是歪着脑袋想了一会，才说“没有书”。可见，钱先生对书的“痴情”程度之深。
其实，许多人对当时钱先生的行为很难理解。如此的困境之下，不纠结于命运的不公平，而是将一味心思投递于书本之中，不得不说是很让人困惑的一件事。在笔者看来，钱先生却是最清醒的一个人，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光明与黑暗交织，充满希望的春天和充斥绝望的冬天是同时存在的。而在这浑浊肮脏之下，守住内心的一片净土，可能是钱先生能做的唯一一件事。
“文革”之后，学术界对钱先生的称颂日益高涨了起来，但这却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的影响。钱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守着自己的书斋，把自己的天地直接锁定在了书房。有人说，“钱锺书恃才傲物谁都看不起”，也有人说“钱锺书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只是想安安心心做学问”。对此，钱先生却说，他自己只是想要安安静静地做个读书人，他毕生志向不大，只愿贡献一生，做做学问，如此而已。
贾平凹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人的一生，苦也罢，乐也罢；得也罢，失也罢，要紧的是心间的一泓清泉里不能没有月辉。”而这“月辉”其实说的便是心灵的一方净土。在钱先生看来，可能他所在的“忧患”之中，最为纯粹的、最为真挚的东西已经慢慢地被阴霾所遮盖了，真正的净土也只有手中的书籍了。把自己内心沉浸于书籍之中，保留着自己对书本的稚子之心，这便是钱先生的净土！
人们之所以会觉得心有不甘，并不是因为他们天性喜欢争强好胜，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借此来表达自己的人生价值；人们之所以不想在这个社会中屈服，也并不是因为自己生性倔强，而是因为他们想要忠于自己所选择的路。有的人会觉得钱先生在那个时候对书籍的忠诚更多的是因为他想要逃避世俗，躲避世俗，甚至会觉得钱先生的心态是一种消极的避世心理。但笔者却不这样认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坚持。在外界发生变化时，我们都会下意识地把自己藏于内心的坚持之中。在钱先生的身上，他的坚持便是对书的固执。
不同的时代，每个人守护内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可能在钱先生所在的那个时代里，执着于书本是他最好的寄托。学生时代的我们，生活规律而又充实，心灵的净土会在不自觉之间变得丰富起来，在阅览室的浩瀚书山中，感受知识海洋的净土。工作后的我们，会觉得物质变得越来越丰富了，但是总有些东西在无意识之间就错过了。人际上的往来，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世故，越来越圆滑，不自觉之间就忘掉了最初的自己。或许也只有在闲暇的午后时光或者假日里，泡上一杯清茶，点上一盏灯，偶尔再听几首经典的老歌，才会感受到内心的平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