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难题：以统筹的办法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消灭城乡差别是经济建设中的一道难题。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一直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习近平同志一直以来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做着探索。从福建时期开始，他就探索用统筹的办法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十八大后，我们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这进一步明确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发展办法。基于此，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习近平同志运用辩证法思维解决复杂难题的基本脉络：立足中国国情，紧紧抓住“三农”问题这个重要矛盾；着眼全局，在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统筹谋划“三农”问题的解决；顺应发展趋势，借力工业、城市的发展推动“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习近平在论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是把握战略全局辩证思维的一个典范。

一　“三农问题”是事关大局的重要矛盾

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最早起步于农村，也最早取得显着成效于农村。相比之下，只是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我国的城市改革才大踏步地发展起来，中国经济也由此开始腾飞。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农村逐渐成为一个被改革“遗忘”的角落，以致于到了新世纪初，有人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由此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呈现在国人眼前。从黄土地走出来的习近平同志对此早有敏锐把握。从福建时期开始，他就清醒地认识到，“三农”非小事，而是事关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全局的重中之重、主要矛盾。

1988年，习近平同志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在宁德近两年的工作中，他带头“四下基层”，对宁德的特点和历史，做了仔细的调查和认真的思考。从记载他这一时期工作思考的《摆脱贫困》一书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他关注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但中心只有一个，就是经济建设。宁德虽然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福建，但却是一个相对贫困落后地区。宁德地区怎样才能摆脱贫困？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习近平同志真切地认识到，“闽东的经济建设问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问题。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是基本区情。农业是闽东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势。”（注：习近平：《摆脱贫困》，第5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那么，闽东要走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路子呢？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认为，“关键在于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注：同上书，第4页。）所以，我们看到，在他为闽东经济发展所科学归纳总结出来的六种辩证关系中，“三农”问题渗透在各种关系的方方面面（注：同上书，第68—75页。），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地位。

离开宁德后，习近平同志转任福州市委书记，并逐渐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不管工作岗位如何变化，我们看到，他一如既往地重视“三农”问题，而在他的影响、带动、领导下，福建省委高度也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从而使得“三农”问题取得了较为妥善的解决。1998年，习近平同志代表福建省委宣布，“随着农村工作三大历史性任务的如期完成，我省的扶贫开发和小康建设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扶贫开发和小康建设的总的要求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巩固和发展全省扶贫开发和小康建设成果，积极推进宽裕型小康建设，到2000年全省人民生活全面达到小康，到2010年实现更加宽裕，为建成海峡西岸繁荣带创造强大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发展基础。”（注：习近平：《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开创农村扶贫开发和小康建设新局面》，《中国农村小康科技》1998年第10期。）2002年，习近平同志调任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浙江，先后任省长、省委书记。在这一时期，他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度不仅没有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讲反倒更强了。这是为什么呢？首先，“三农”问题已经得到我们党的高度重视。中央发出文件明确要求“农业结构稳步调整，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农村社会继续保持稳定”（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人民日报》2004年2月9日。），从而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关注“三农”、重视“三农”的热潮。其次，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为全党同志重新认识“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最后，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而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些浙江现象、浙江问题为习近平同志重新思考“三农”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源、新的视角。总的看来，浙江时期的习近平同志对“三农”问题理解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他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落实‘重中之重’要求的理论归宿和实践选择。我们一定要全面准确地学习领会这一重大命题的深刻含义，把‘重中之重’的要求真正落实在思想上、行动上、措施上”。（注：习近平：《之江新语》，第19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多次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三农”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他强调，“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5日。）他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对“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十三五”时期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注：《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人民日报》2015年6月20日。）这吹响了我党解决“三农”问题攻坚战的新号角。

二　从全局高度统筹城乡发展

习近平同志不仅重视“三农”问题，而且善于解决“三农”问题。他总是从经济建设这个全局出发，并且从全局的高度统筹解决“三农”问题及城乡发展。

在宁德工作时期，习近平同志就清醒地认识到，要使闽东摆脱贫困，“就必须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那么，什么是他所说的大农业呢？“大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大农业是面向市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注：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7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更重要的是，这种大农业绝不是就农业而农业的，而是处于经济建设全局之中、与经济建设其他部分特别是工业积极互动的，“大农业的思路是离不开以工补农和以工促农的。”（注：同上书，第72页。）因此，他主张集中各方面力量，充分发挥宁德的山海优势，通过“经济大合唱”发展农业生产力。

到浙江工作后，习近平同志这种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系统完善。他说：“我们穷在‘农’上，也只能富在‘农’上。小农经济是富不起来的，小农业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我们要的是抓大农业。”（注：习近平：《推进城乡一体重在统筹发展》，《经济日报》2005年2月22日。）那么，怎样发展浙江的大农业呢？首先，他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一个有机整体，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立足农业这个基础、农村这个主战场、农民这个核心，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注：习近平：《之江新语》，第19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其次，他强调，“三农”问题本质上是全面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就“三农”论“三农”，无法从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只有跳出‘三农’抓‘三农’，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理念，才能切实打破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体制性制约，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难题”。（注：同上书，第43页。）最后，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全局与重点关系的角度提出并分析了正确处理“三农”问题的五个要点：务必执政为民重“三农”、务必以人为本谋“三农”、务必统筹城乡兴“三农”、务必改革开放促“三农”、务必求真务实抓“三农”（注：同上书，第100—107页。）。这为浙江解决“三农”问题，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总的看来，这一时期习近平同志统筹城乡兴“三农”的思想总括起来说，“就是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确立以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就是把农业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考虑，把农村的繁荣进步放到整个社会进步中统筹规划，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中统筹安排；就是把农村和城镇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加以统筹协调，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注：习近平：《把握“两个趋向”解决“三农”问题》，《人民日版》2005年2月4日。）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系统总结自己在福建特别是浙江工作时期的实践经验，系统全面总结自己从全局高度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使之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充分继承和吸收了之前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习近平同志近期的重要论述表现出了两个新特点。一是对统筹城乡发展的认识更深刻。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二元结构的现实出发，从我国的自然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制度体制出发，既要遵循普遍规律、又不能墨守成规，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不能照抄照搬。”（注：《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人民日报》2015年5月2日。）二是对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更高。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注：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的说明》，《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03—504页。），习近平同志对统筹城乡发展提出了更多、更全面的要求，而所有这一切总结起来就一条，加速推进农民的市民化，使农民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而不再是片面的中国农民。

三　借力发力，健全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目前摆放在人们面前的都是一些触及深层结构性问题的“硬骨头”、“老难题”。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些“硬骨头”、“老难题”呢？习近平同志给出的方法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借力发力，借力工业、城市的发展推动“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这一方法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得到生动体现：“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一方面是借城镇化之力实现城乡一体化。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使之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形成双轮驱动。”（注：《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人民日报》2015年5月2日。）城镇的星罗棋布是农村经济增长的有力依托，城镇把大中城市与广大农村连接起来了，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带动了农村的发展。中国最大的改革红利在于城乡一体化。走城镇化的道路，就要打破从前把户口制度一分为二的城乡二元体制。一则这是因为城乡一体化机制符合唯物史观关于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恩格斯曾指出：“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人民出版社，1995。）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同样有必循遵循的客观规律。2014年3月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但延续过去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会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增多等诸多风险，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人民日报》2014年3月17日。）十八大以来，“城乡一体化”建设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让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信息化统筹提升，城镇化的发展要义就是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其二因为城镇化发展是推进城乡发展进程的重要推力。《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在浙江时期，习近平同志就针对浙江农村农业的复杂地情，进一步提出“五个务必”作为统筹城乡的基本要求，推进“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根本要求，实现“城乡一体化”成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方向和目标。然而，城乡一体化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面临的问题复杂多变。面对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矛盾，习近平同志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并作为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和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因此他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另一方面是借城镇化之力推进农村发展、农业现代化。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不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要完善规划体制，通盘考虑城乡发展规划编制，一体设计，多规合一，切实解决规划上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注：《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人民日报》2015年5月2日。）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提高扶贫开发水平。通过城镇发展，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改革集体林权制度；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注：《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5日。）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