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是孔子嫡孙子思的再传弟子，被后世尊为“亚圣”。

《孟子》一书是孟轲与弟子万章及同时代人的谈话记录，共七篇：《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后汉赵岐作《孟子章句》时，把每篇分为上、下，这样就成了七篇十四卷，二百六十章，至今仍然沿袭。孔子之后，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又分成了六大学派，孟子是其中最大学派的代表。孟子在当时就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孟子》一书，也被后世列为诸子之冠。汉朝时期，《孟子》和《论语》都被当做重要的“传记”，还一度被立为博士。唐朝的韩愈提倡复兴儒学，把孟子视为孔子“道统”的唯一继承者。此后，孟子更是备受推崇。到了宋代，为继承所谓的孔孟“道统”，宋儒们或发挥孟子的政治学说，或借鉴孟子的哲学思想，并把《孟子》列为“十三经”之一，从此，《孟子》一书就成为了儒家的正式经典。朱熹又进一步把《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它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依据，也是读书人必须背诵的教科书。孟子的学说在学术思想界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的政治思想

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思想是他的政治纲领，王道思想是他的政治理想。民本、仁政、王道，这三者是孟子系统的政治思想，也是对孔子德治学说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促使这一思想形成的主要因素，一是对现实政治斗争的观察，二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三是对孔子仁学传统的继承。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离娄上》）孟子认为，夏桀、商纣失去天下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百姓的支持，所以他赞成汤武的革命。他又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尽心下》）“得乎丘（众）民而为天子。”（《尽心下》）他反复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一直把人民放在第一位。

孟子对君民关系提出了异乎寻常的见解，倡导“民为邦本”和“民贵君轻”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伐纣……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梁惠王下》）他认为不讲仁义、残害人民的暴君是独夫民贼，诛杀这样的人根本谈不上君臣伦理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对君臣关系进行了独特的阐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牛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在君臣关系中，主导方是君王，君王首先应严格要求自己，尊重臣属的人格、权利和要求，而不能单方面地要求臣子忠于君王。另一方面，孟子对大臣如何对待君王，也做出了规范标准。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孔子“德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围绕“仁政”思想的实现，他又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保民、养民、教民。所谓的“保民”，就是保护人民的意思。“保民”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省刑罚薄赋敛”，另一方面是反对战争。“省刑罚薄赋敛”是说减轻人民的负担和刑罚，实行“罪不孥”——反对株连罪人的妻儿家人。所有这些，都是要求关心人民的生活和疾苦，减轻压迫和限制赋税盘剥。

孟子对春秋以来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提出了着名的论断：“春秋无义战。”他彻底否定了这些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他主张对喜好战争、发动战争的人要处以极刑。

在“保民”的前提下还要“养民”。“养民”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孟子认为，只有人民丰衣足食，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和繁荣，才能实现王道：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

如何才能实现“养民”呢？孟子又提出了他的办法——“制民之产”，即让农民获得一定的生产资料——土地，也就是给人民以“恒产”（固定产业），使人民有自己的耕地和住宅：“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认为，只有保证人民获得耕地和住宅，才能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梁惠王上》）

孟子的这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理想蓝图如果能够实现，对劳动人民的确是莫大的福气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孟子对孔子“富而后教”的思想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教民比养民还重要。在人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基础上，教育、教化人民懂得伦理道德，犯罪的人就会减少，社会就可以安定，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孟子认为，人的天性都是善良的，犯罪是为生活环境所迫，应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然后施行教化，不应该惩罚或杀掉。对人民养教结合，才是仁政。所以必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使人民明白礼义。

孟子认为，自古有王道、霸道两种政治。“王道”，就是施行仁政，以德服人，让天下人民都心悦诚服地归服；“霸道”，实行暴政，是凭仗自己的实力，强迫别人服从。孟子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施行的都是王道，所以天下归心；而齐桓、晋文等春秋五霸实行的却是霸道，所以不能统一天下，却只能危害人民。

孟子认为统一的根本在于内行仁政，即在本国实行他提倡的保民、养民、教民的纲领，以民为本，这样就能使天下人民归服；他还反复强调，王道之始，在于从本国国内做起，以仁义治国，把人民的饥渴当成自己的饥渴，这样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剥夺人民的衣食，行不义，杀无辜，以及依靠武力侵伐别国，就是霸道政治，这样就会“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公孙丑下》），结果必然众叛亲离。

最后，孟子把这一切的落实归结到选贤任能上。他认为，君如果是明君，臣如果是贤臣，明君贤臣执政，才能施行仁政，实现王道。什么是明君呢？孟子提出了他的标准：

得乎丘（众）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尽心下》）

只有得到民心、得到人民的认可才可以成为明君天子。光有明君还不行，贤能的诸侯和大臣也同样重要，因为臣是君的羽翼与助手，是具体任务的执行者，臣的好坏直接决定朝政的成败。所以，选贤任能便成了施行仁政的首要问题。

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公孙丑上》）

那么如何选拔贤者？孟子也提出了一定的标准：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下》）

事实上这是一套科学的选贤任能的方法。首先得到群众的认可，然后领导再做进一步的考核与考察，最后做出是否任用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