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学·辞赋发展概述·元明清辞赋

元明清辞赋的数量是颇为可观的。据约略统计，金元有赋五百八十余篇，赋作家230余人;明有赋一千三百余篇，赋作家650余人; 清有赋约五千篇以上，赋作家2000余人。元明清辞赋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元至明前期。这时辞赋的发展仍沿袭着宋赋的作风。但在元末，不仅诗文创作涌现了一批深刻批判现实的作家，辞赋创作也产生了一批深刻揭露现实的作品。吴莱、朱德润、杨维桢、刘基等人的辞赋即其代表。

(2) 明后期至清初。这时辞赋创作出现繁荣局面。首先是反映社会矛盾的作品增加，特别讽刺小赋沉寂了百余年后又复苏了。其次随着程朱理学的被批判，又出现了唐宋以来几乎绝迹的闲情赋。再次，艺术风格也改变充斥文坛的和平雅淡的风气，而代之以慷慨不平之音。体制上宋元以来盛行的文赋衰落，而散体赋、骚赋与骈赋又得到复兴。辞赋创作的数量质量都达到较高水平。杰出的赋作家有李梦阳、王世贞、汤显祖、夏完淳、王夫之等。

(3)清乾嘉时期。这时律赋再度兴盛，涌现一批律赋作家，如吴锡麒、鲍桂星、顾元熙、陈沆等。散体赋、骈赋、骚赋也很盛行，成为赋体的复古时期。胡天游、袁枚、汪中、胡敬、张惠言都是著名的辞赋作家。

(4)咸同以后。这时辞赋不如前此之盛。但涌现了一批反映新的社会矛盾——反帝反封建的好作品。龚自珍、金应麟、王闿运、章炳麟的创作即其代表。

元明清辞赋有下列几方面的成就。

第一，讽刺赋的繁荣是此时辞赋创作的一大特色。讽刺赋在唐代有过繁荣，宋以后即已沉寂。至元末，赋作家又拾起这一投枪掷向凶狠的统治者。杨维桢的《骂虱赋》即是辛辣的讽刺小品。赋写杨子骂虱之后，虱对其罪过供认不讳。但它认为自己只是小毒小臭，而世有大毒大臭，其危害更是祸国殃民，表现出作者对贪官污吏的极端愤恨。明代后期，讽刺赋的创作更出现了一个高潮。其讽刺人情世态的小赋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代。如李梦阳《疑赋》，王廷栋《左赋》，黄省曾《射病赋》、《钱赋》，顾璘《诮沙燕赋》、《鸣蛙赋》，田艺衡《蜘蛛网雀赋》，徐祯卿《丑女赋》，王世贞 《老妇赋》，汤显祖 《嗤彪》，杨慎《蚊赋》、《后蚊赋》，骆文盛 《怜寒蝇赋》、顾大韶《又后虱赋》等，其讽刺丑恶现象之深刻辛辣，亦为前人所罕及。清代文网甚密，但士人还是以各种方式对一些丑恶可笑的现象进行揶揄讽刺。如汪琬《丑女赋》对“既陋且淫，不媒呈身”，“招摇闾里，徙倚市门”的丑恶行径的揭露，王衍梅《短人赋》对恬不知耻地卖弄人前的短人的讥刺，蒲松龄《绰然堂会食赋》对“并肩连袂，夺坐争席”的贪婪世相的嘲讽，袁枚《笑赋》对迂腐世态的讥笑，无不入木三分。

第二，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抒写作家的不幸与牢骚，表现士人的崇高人格，是元明清辞赋的重要内容。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压迫农民，造成贫富对立。辞赋反映这一主题绝不比诗文逊色，其描写甚至比诗文更细致，更具体。元刘因《苦寒赋》就细致地描写了劳苦大众在饥寒交迫下挣扎的困苦生活，作者希望：“以广厦万间庇吾民之冻骨，以布裘千丈吊四海之冰魂”，跟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样，表现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明陆琛《瑞麦赋》更打破历来赋嘉禾瑞麦以颂圣的框架，而尽情地揭露天灾暴吏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广大人民在洪灾袭击下已是九死一生，再加上暴吏的敲扑，更几乎“靡有孑遗”了。何等怵目惊心!清胡敬《穷村赋》也生动地描写了嘉庆时农村破产的状况：“鹄面鸠形，男吟女呻。丑讶人彘，劳逾鬼薪。拾橡栗以憔悴，啼饭箩而酸辛。御寒则翁有败絮，迎客则妇无完裙。”作者指出，“斯固责在良有司也”，将这种状况的出现归咎于有司，这是很大胆的。

至于抒写作家的不幸与牢骚，赞颂士人的高尚人格，本是辞赋的传统主题。元明清辞赋描写这一主题的作品更多更深刻。如明黄淳耀《顽山赋》就热烈赞扬了顽山那种顶天立地的顽强精神，表现了我们民族许多志士仁人那种顽强不屈力挽狂澜的硬骨头精神。这正是作者及明末许多志士面对现实、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的体现。

第三，描写一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是元明清辞赋的又一成就。

明中叶以后，经济萧条，农村破产，统治思想日趋腐朽，新旧思想的冲突日趋尖锐。祝允明《大游赋》就以大游为线索，对明代社会的思想文化，政治教化，均田赋税，兵事疆域，学校人才，郊祀礼乐，律历天文作了全面描述，对一些弊端作了尖锐的批评，其规模之大，见解之深，是无与伦比的。边患始终是明王朝严重的社会问题。明赋也反映了这一主题。王世贞《土木赋》就总结了明英宗土木堡之败的教训，表彰了于谦抵御也先瓦剌入侵的功绩，表示了对明穆宗与鞑靼互市而放松边备的隐忧。沈练《筹边赋》则对当时的边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吴应箕《悯乱赋》更可称是崇祯朝内忧外患的史诗。其描写之具体形象，诗文中亦属少见。及至清兵南下，南明覆亡，爱国志士浴血奋战，力图恢复。更有许多身历战斗的志士。或回顾这场战争的发展历史，或表现他们决不向满清统治者低头的气节，涌现了一批这样的优秀作品。著名的有夏完淳《大哀赋》、《端午赋》，王夫之《惜余鬓赋》，黄宗羲《避地赋》，沈世涵《续哀江南赋》等。如夏完淳《大哀赋》从明王朝由盛而衰写起，指斥了朝政的腐败，描述了外患的凌逼，眷怀了故国的沦亡，评议了人事的得失，不仅抒发了复国的抱负，也概括了明朝亡国的历史教训。就其慷慨悲歌，壮怀激烈，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而言，比庾信《哀江南赋》更高昂，更有感人的力量。

自1840年始，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辞赋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巨变。金应麟《哀江南赋》就叙述英军入侵时清军节节败退的情景，揭露了英军在镇江烧杀掳掠的罪行，斥责了清廷官吏以子女玉帛媚敌求全的嘴脸，特别赞扬了镇江人民用火反攻英国侵略军的壮烈场面，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杜德舆《哀辽东赋》更深刻反映了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惨败并订立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的史实，对清廷诸臣坐失机遇进行了猛烈抨击，表现了作者希望上下同心，以期奋发图强报仇雪耻的愿望，“写得悲歌慷慨，酣畅淋漓，一字一泪，令人不可卒读”(冯秉越评语)。此外，如陈蜕《哀朝鲜赋》，易顺豫《哀台湾赋》，章炳麟《哀韩赋》、《哀山东赋》，无不表现出作者深刻的爱国感情。

第四，描写边疆地区和海外的地方风物，民情风俗，是元明清辞赋出现的新题材。如明黄佐《粤会赋》就对广东的地理位置，发展历史，山川物产，民情习俗作了全面描写，可见广东在明代就是一个民殷物阜的好地方。丘浚《南溟奇甸赋》则详尽地描写了海南岛的民情物产。清和宁《西藏赋》更描述了西藏的地理位置，气候物产，政治官制，宗教状况，山川道里，民情风俗，可以说是关于西藏的百科全书。尤其所记营官巴第对藏族同胞的沉重剥削，更是今天研究当时藏族同胞生活状况的珍贵史料。英和《卜魁城赋》也对齐齐哈尔的地理位置、城堡建筑、官司设置、四方要塞、蒐狩贡赋作了全面描写，尤其是记载了清初俄罗斯对黑龙江北部的侵扰以及清政府对北部边疆的巩固，有重要史料价值。这类赋还有徐松《新疆赋》、刘凤诰《蒙古塞宴赋》、娄奎《朔方风俗赋》等，都有重要文献价值。描写海外风光者，如朱舜水《坚确赋》写他在越南供役时的忠耿之情，陈乃玉《噶喇吧赋》描写印尼雅加达的风光物产，罗芳伯《游金山赋》描写坤甸东万律山的金矿生产。这些题材是以前辞赋中所罕见的。虽非杰构，亦足为考史之助。

总之，元明清辞赋跟元明清诗词一样，有一定的成就，不可全盘抹煞。

但是，辞赋发展到元明清，确实显露出了衰落的趋势。

首先是辞赋这种形式过于典重，过于高雅，已不适应日益丰富多彩的新生活。自宋元起，城市商业与手工业都有较大发展，城市经济也空前繁荣。明代中叶以后，更逐渐出现资本主义因素。我国社会生活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并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流。这些新生活，士大夫根本不熟悉。他们仍然在祖传的旧生活方式中打转转，他们掌握的诗词赋这些文学形式已不能反映这种新生活，这些新的生活题材只能让给下层知识分子和新兴的通俗文学形式——戏曲小说、讲唱文学去反映。因此，辞赋和诗词一样已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其衰落也就无可救药了。

其次，辞赋这种形式也已不能适应新的读者对象。以前，文学作品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封建士大夫。他们文化修养高，典雅艰深的作品适合于他们的文化水平。那些充满忧患意识的作品也符合他们的艺术趣味与审美要求。宋元以后，因都市的繁荣，出现了一个以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他们要求欣赏文艺，并逐渐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读者对象。这个阶层的人有一定的文化，但文化水平不高，艺术趣味、审美标准也不同于封建士大夫。那些深奥典雅的阳春白雪，他们看不懂，也不爱看。他们欣赏的是充满悲欢离合和报仇雪恨的人物和故事。而适合表现这些内容的文学形式是戏曲小说和讲唱文学。辞赋既不适合表现这些内容，又不适合新的读者对象的文化水平与艺术趣味，它也就因缺少广阔的群众基础而不得不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