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璀灿多姿的文化艺术·诗歌与岭南诗派

(1) 丰富多彩的岭南民歌

岭南民歌历史悠久，自古人民好歌成风，且因地区、民系、民族的差别而显得千姿百妍，跌宕多姿。这一特色，古人早就注意到且多有记述。屈大均《广东新语·粤歌》介绍说：“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曼节长声，自回自复，不肯一往而尽。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已已。”屈大均的介绍，大致上符合了岭南民歌艺术特色的实际。岭南民歌的悠久历史，也往往见诸史志。清道光《广东通志》便特别转引了欧大任《百越先贤志》的一段文字：番禺人张买在西汉孝惠帝时(公元前194年—前188年间)为皇帝侍臣，“侍游苑池，鼓櫂能为越讴，时切谏讽”。张买所唱的“越讴”自然早已失传，但应该与直至本世纪20年代在广州、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为流行、颇有影响的“粤讴”一脉相承。

岭南民歌大都有一定的音律，可吟可唱，又以可唱为主。主要的有：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咸水歌、汤头歌、粤讴、木鱼、龙舟、南音等;客家地区的山歌、踏歌、采茶歌、月歌;潮州地区的秧歌、竹枝词、歌仔;海南省的儋县民歌、各种各样的小调;渔民中流行的多种不同风格的渔歌;遍及岭南各地、形式多样，内容各异的儿歌;土著少数民族的情歌。

岭南民歌丰富多采，充满乡土情怀，洋溢着浓丽的人情美和生活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是一个歌的海洋、歌的世界。仅就屈大均《广东新语·粤歌》所录的一些情歌，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如：“妹相思，不作风流到几时? 只见风吹花落地，那见风吹花上枝?”又如“岁晚天寒郎不回，厨中烟冷雪成堆。竹篙烧火长长炭(叹)，炭(叹)到天明半成灰。”屈大均认为，这类情歌，“皆以比兴为工，辞纤艳而情深，颇有风人之遗”，是颇切实际的。

岭南土著的少数民族黎、瑶、壮、畲，民间也是以善歌著称的。《广东新语·粤歌》等史志亦多有记载。如清乾隆时人赵云龙就极写瑶族民歌之盛和美：“瑶族最尚歌，男女杂遝，一唱万和。 其歌与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韵，或三句，或十余句，专以比兴为重。而布格命意，有迥出于民歌之外者。”，如其中有一首：“与娘(姑娘)同行江边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凭江水作媒人。”其立意构思，亦可略窥瑶歌之妙。

岭南民歌是诗歌的丰富源泉，对文人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为一些国内旅居岭南的文人们所重视收集，而且往往成为岭南诗人创作的养料，使不少文人诗作更富于岭南风情和特色。清乾隆时著名诗人、戏剧家李调元担任广东学政提学史时，曾着力收集、整理、编纂广东各地的民歌。他所著的《粤风》《粤东古观海集》《粤东笔记》等书，都收有不少广东各地的民歌。他在《粤风序》中赞扬道：“益信深山穷谷之中，抱瑾握瑜之士犹在也。”足见岭南民歌的成就。岭南士人，都曾广为收集、整理岭南民歌，甚至以民歌形式，从事诗歌创作。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提倡“诗界革命”，并身体力行，便是有意把民歌率直鲜明的特点贯穿于自己的诗作中，并明确提出作诗应该“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后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以求“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人境庐诗草· 自序》)以其富于民歌风貌的诗作，成为“诗界革命”的名副其实的领袖人物。广东南海人清嘉庆举人招子庸(?—1846)因以民歌《粤讴》为体所作的《粤讴》四卷而名传海外。著名学者郑振铎所著《中国俗文学史》特加评介：“其最早大胆的从事于把民歌输入文坛的工作者，在嘉庆间只有戴全德，在道光间仅有招子庸而已。”“《粤讴》为招子庸所作;只有一卷，而好语如珠，即不懂粤语者读之，也为之神移。拟粤讴而作的诗篇，在广东各日报上竟时时有之。几乎没有一个广东人不会哼几句粤讴的，其势力竟是那末的大!”1904年，香港总督金文泰(C.Clementi)还把招子庸的《粤讴》译成英文，传到欧洲，誉之为与希伯来民歌具有同样不朽价值的作品。

(2) 后来居上的文人诗歌

《广东新语·诗语》记述：“汉和帝时，南海杨孚字孝先，其为《南裔异物赞》，亦诗之流也。然则广东之诗，其始于孚乎?而孝惠时，南海人张买侍游苑池，鼓櫂为越讴，时切讽谏。晋时，高州冯融，汲引文华士与为诗歌;梁曲江侯安都为五言诗，声情清靡，数招文士，如阴铿、张正见之流，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此皆开吾粤风雅之先者。至张子寿而诗乃沛然矣。”这段文字，粗略介绍了岭南最早的几位诗人和诗歌创作的概貌。可惜，唐宋以前的岭南史籍文献残缺，现仍无法详加考察。要之，在唐代张九龄以前，岭南文人诗歌尚处于早期阶段，既未成熟，更无论风格特点了。因而屈大均也说是自张子寿(张九龄)以后，岭南诗才发展兴旺的。

张九龄(678—740)生于唐高宗仪凤三年，卒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字子寿，一名博物。广东曲江人(今广东省韶关市)，是最早一位官至首相(中书令)高职的岭南人。生平虽宦途颇多挫折，但为官清正廉明，政绩卓著，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张九龄又是一位被公认为“诗亦冠绝一时”，开一代诗风的有成就的诗人。

张九龄是陈子昂之后，为扫除梁陈隋历代宫庭诗风，推动唐代诗歌革新作出贡献的唐代诗歌的革新者。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虽身居相位，却能力排宫庭诗人的习气，以思深力遒，兴寄风雅，力倡汉魏风骨神髓的诗作，推动初唐后期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由于他在朝庭中的地位声望和颇具实力的诗作，因而曾经对盛唐初期著名诗人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韦应物等都产生过影响。伟大诗人杜甫便曾盛赞张九龄“诗罢有余地，篇中语清省”。不仅清初岭南著名诗人、学者屈大均在所著《广东新语·诗语》中极赞张九龄“为有唐人物第一。诗亦冠绝一时。”稍后的乾隆时人沈德潜所著《唐诗别裁》更注意到张九龄改革诗风的贡献，认为“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陈子昂)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张九龄)继续而诗品乃醇。”道光举人刘熙载所著《艺概》也说：“初唐四子(按：初唐四子为武则天时代宫庭诗人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绍陈、隋之旧，才力迥绝，不免时人异议。陈射洪(子昂)、张曲江独能起一格，为李杜开先，岂天运使然耶?”足见张九龄作为岭南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的贡献和意义，实已超越地域性而惠及整个初唐、盛唐了。

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成就的高峰，也是岭南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岭南有成就的诗人应该是不少的。可惜事迹大多已失散不传。清代学者黄子高大力搜求而编成的《粤诗搜逸》4卷，自唐至五代300年间，除张九龄及晚唐岭南著名诗人邵谒、陈陶外、仅得二十人，完整的诗只有三十三首。

民初岭南学者何藻翔编著的《岭南诗存》中谈及宋代岭南诗歌状况时说：“……宋诗存者尤鲜，崖门兵燹，版籍荡然。”虽然如此，但仍能从有限的典籍中推知岭南自宋以来诗歌正在不断走向成熟。如北宋时著名政治家及诗人余靖(今广东韶关市人)，不趋附于艳丽晦涩、内容庸俗的西昆体，独以“骨格清苍”，沉郁劲峭的诗作，在当时诗坛上独树一帜，与欧阳修等发起的诗文革新运动，互为呼应。南宋名臣广州人崔与之、番禺人李昴英等人的诗作，或“高华壮亮”，或“质实简劲”，体现了较鲜明的时代风貌。崖门一役之后，岭南遗民诗人，纷纷拒仕元朝，以凄怆愤懑的诗作，表现对宋代覆亡的孤忠痛楚。凛然的民族气节，是宋末元初岭南诗歌的骨格神髓。

明代是中国古代诗歌从盛而衰的时期，唯独岭南诗歌却蓬勃发展，成就超越唐宋，显示了在全国诗坛上后来居上的优势。

明初便有年轻诗人孙、王佐、赵介、李德、黄哲，在广州城内抗风轩组织南园诗社，自称“南园五子”，力排元代纤弱萎靡诗风，以远师汉魏，上追三唐为宗旨，在诗坛上名声鹊起，对岭南诗歌创作向沉郁清丽、骨梗多气的风格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以学者而在诗歌方面有较高成就，为时人及后人所赞誉的明代岭南诗人，有永乐、弘治、嘉靖年间的丘浚、陈献章及黄佐。明永乐、弘治年间著名经济学家，今海南省琼山县府城乡人丘浚(1420—1496)的诗作，以法度严谨，风格典雅宏丽，为时人所公认。岭南一代儒家理学大师陈献章(1428—1500)，是明代成化年间而以诗著称的学者。清朝岭南诗人，学者温汝能所编《粤东诗海》认为：“理学名儒，多不以诗见长，而本性原情自然超妙，朱晦翁(朱熹)后推吾粤白沙(陈献章别名)一人”，白沙诗“蜚英腾茂”，“美秀而文”，实在是难得的精品。岭南著名史志学家，第一部《广东通志》编纂者黄佐(1490—1566)，被时人誉为“粤中昌黎”(韩愈)，所作诗题材广阔多样，境界雄丽，具有壮浪恣肆的风格。

至明嘉靖年间，又有“南园后五子”欧大任、黎民表、梁有誉、李时行和吴旦，秉承岭南开阔雄直的诗风，在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左右国内诗坛的大气候中，保持着岭南诗歌健康发展的方向。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成长起来的岭南诗人，大都是在卫明抗清的激烈战斗中从容赴死，慷慨就义的仁人志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被誉为明末三大家的黎遂球、陈邦彦、邝露。明亡后的明代遗民诗人，多数不甘于屈事清朝，坚持坚贞忠毅的浩然正气，发而为诗，或长歌当哭，或誓言复明，造就了不少永垂史册的英雄诗人。如被誉为清初岭南三大家的屈大均、陈恭尹等，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屈大均(1630—1696)，广东番禺人，自幼好学，15岁能诗。青壮年时期，正值明亡大变，曾一度积极投身反清复明活动，失败后隐居读书著述，写成著名的《广东新语》等。屈大均诗名远播，曾有“未出梅关名已香”的评语。著有诗集《翁山诗外》《道援堂集》《翁山诗略》三种。陈恭尹(1631—1700)，广东省顺德人，明末清初，其父陈邦彦曾起兵反抗清军，失败被俘遇害。陈恭尹亦随父军中，只身逃出后，又积极投身反清复明活动，失败后隐居家乡，以遗民终老，著有《独漉堂集》诗文集。与屈大均、梁佩兰合称“岭南三大家”。

屈大均诗作慷慨郁勃，意象雄奇，寄托深远，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堪称明末清初第一流的佳作。陈恭尹诗作豪奇雄迈、蕴藉含蓄，郁勃沉雄而不晦涩生硬，令人有举重若轻，舒卷自如的美感。屈大均，陈恭尹的诗，可以说是岭南诗歌发展中的高峰。

清初至康熙年间，因国势强盛的影响，诗歌亦出现一时的繁荣。这时期岭南诗坛亦人才济济。在国内也有一定诗名的如程可则、梁佩兰、吴文炜、方殿元等，多为处于明清改朝换代时的岭南诗人，虽已入仕于清王朝，但又难忘故国，因而不免在诗中多少透露着兴亡离乱之意，不尽是吟咏山川景物、粉饰太平之作，故基本上保持了岭南诗歌积极入世的特色。其中梁佩兰作为岭南三大家之一，虽入仕清王朝，诗歌在思想性方面，比不上屈大均和陈恭尹，但亦每有感时之作，且功力深厚，艺术成就较高。

乾隆、嘉庆期间，国内诗坛拟古风气颇盛，而岭南诗人如冯敏昌、黎简、宋湘等优秀诗人，却能摆脱沈德潜“格调派”和袁枚“性灵派”的影响，继承着自张九龄以来岭南诗歌发展的现实主义方向，自树一帜，卓然不群，屹立于中国诗坛上。如嘉应(今梅州市)州著名才子宋湘，诗作堪称岭南“雄直”风格的代表。宋湘反对模拟，主张作诗“不用法”，“拔戟自成一队”，诗风雄浑奔放，峻爽豪健，直接影响到晚清“诗界革命”的巨子黄遵宪。

嘉庆、道光之际，岭南诗坛依然诗人继出。谭敬昭、黄培芳、张维屏被国内诗坛所重视，誉之为“粤东三子”。这三位诗人以具有浓烈鲜明岭南地域风情的诗作，驰突于国内诗坛，为当时的诗坛吹进一阵清新秀丽、气度不凡的南国之风。

近代，是岭南诗歌辉煌灿烂的又一高峰。这一时期岭南以杰出诗人数量多，影响大而执全国诗坛牛耳，又一次跃居诗坛首位，充分体现了“岭南诗派”的优势和实力。

1840年鸦片战争，岭南人首先掀开了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序幕。岭南诗人亦最早在诗歌中体现出岭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伟大斗争的英雄气慨和爱国主义精神。其中最早反映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粤东三子”之一的张维屏，当时已是年届花甲的老诗人，但诗心壮伟，以饱含爱国激情的诗歌，为反帝斗争中英勇无畏的岭南儿女，谱写了一曲曲壮伟雄浑的反帝之歌。他的名作《三元里》，以充沛的激情，真实地反映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伟大历史，描绘了“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直杀得禽兽般的英国侵略者“纷然欲遁无双翅”的全民皆兵、力量无穷的壮伟图画，至今仍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近代，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伟大变革时期，在反帝反封建的雄壮的主旋律支配下，人民高唱着一曲曲雄奇悲壮的革命之歌。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康梁维新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岭南人民自始至终都是走在最前头的先锋战士。岭南诗人以自己充满革新精神的诗作，为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鼓与呼，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继张维屏之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洪仁玕，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朱次琦、陈灃的爱国和反封建、力图变革的诗作，都有一定的影响。至戊戌变法时的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一批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导人物和岭南著名诗人，把岭南诗歌的优秀传统发扬光大，更进而发动了“诗界革命”，在中国诗坛上产生了震聋发聩的影响，也使岭南诗歌发展登上了新的高峰。其中以黄遵宪对岭南及全国的诗歌创作贡献和影响最大。他主张诗的创作应该是“我手写我口”，强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自觉地创作“新派诗”，大胆地突出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抒发了强烈的反帝爱国的思想感情，广泛地、真实地描写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他的诗因而被誉为“史诗”，在艺术上亦以弘丽恢宏、朴拙倜傥而具有个人的鲜明风格，是我国近代诗歌史上具有代表性而影响深远的进步诗人。

(3) 别具一格的“岭南诗派”

岭南诗歌不断发展自身的独特优势，具有鲜明的特点，在中国诗歌史上自成一派——“岭南诗派”。清初享有“南朱北王”之誉的著名学者和诗人朱彝尊、王士祯，都同时注意到了岭南诗歌自成一派的特点，最早提出了“岭南诗派”的观点，并为当时及以后国内诗界所认同。大致说来，“岭南诗派”是岭南诗歌从唐代以后，不断发展前进，至明末清初，以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粤东三大家”为代表所形成的。经历了有清一代的优秀的岭南诗人的不断发展完善，至晚清诗界革命领袖人物黄遵宪而达新的高峰。“岭南诗派”，又称“粤东诗派”，具有鲜明独特的性格和风格，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地域封闭所具有的优势。王士祯在所著《池北偶谈》中便已看到了这一优势对岭南诗歌的影响作用：“粤东人才最盛，正以僻处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岭南诗人除了进入仕途，游宦岭北的之外，大多数都很少有越过五岭北上的机会，有的甚至终生足不逾岭。即使在外为官的，最后亦多数返回岭南本土安度晚年。因此岭南诗歌，较少受到中原或江南诗歌不健康的风气影响，而更多的是师友相承。自张九龄以来，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有成就的岭南诗人，大都是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健康发展的结果。岭南诗人始终坚持“远追汉魏，近法三唐”而多骨梗雄昂之音。可以这样说，每当中原或江南诗坛某种不良诗风弥漫时，岭南诗人不但多数不受感染，而且更因此而成为岭南诗歌进一步走向繁荣进步的契机，无形中成为与中原各种诗歌流派相抗衡的一个颇有实力的诗派。

二是以“雄直”为主的诗风。这是国内诗界一致公认的岭南诗歌的一大特色。清代洪亮吉就说过：“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所谓“雄直”，就是阳刚之美。这是由于岭南民性本较纯朴，质拙，更兼僻处南疆，儒文化的作用力相对地弱于中原，“温柔敦厚”的诗教也不如中原诗人那样被尊为圭臬;更有为中原诗人所缺少的雄浑开放的海洋文化的滋润，培养了岭南强悍、豪纵、开拓、进取的民风，发而为诗，便多雄厉之音，且富于时代精神。只要考察历史，每当民族危难之际，如宋元、明清之间及自近代以来，遭逢强权侵凌之时，弱质彬彬的岭南诗人，不仅多发慷慨豪雄之诗，而且往往投笔从戎，誓死抗战，从容就义，以身殉国。岭南民风与诗风这种惊人的一致性，正是岭南诗派最大的优势之一。

三是富于开创性的革新精神。从张九龄到晚清诗人黄遵宪，凡是名震中原的岭南诗人，无一不是标新立异，自立门户，不甘随大流，不耻沽名钓誉的。他们或开一代诗风，或力挽衰颓，或锐意创新。晚清诗人梁启超、黄遵宪，更直截了当地公然提出“诗界革命”，并敢于为天下先，身体力行。

四是浓重的岭南地方色彩。岭南诗人为家乡的土壤哺育，为如诗似画的山川而迷醉。数不清的名胜古迹，多少神奇的神话传说，多少英雄豪杰的壮丽生命，少数民族多姿多采的万种风情，岭南特有的海陆珍奇瑰宝、珍禽异兽、奇花异卉……都是岭南诗人吟咏放歌的广阔天地。一幅幅色彩变幻，情思深邃的图画，构成了奇姿异彩，别具韵致的岭南风土美和生活美。这是任何地方的诗歌都无法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