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产生·玄学产生的思想渊源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魏晋玄学，它的产生除了受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制约外，它自身又是相对独立的，有其产生、发展的思想渊源关系。

首先，玄学是在批判经学的过程中产生的。经学的弊病至少有这样两点： 一是神学化，二是烦琐哲学。其中神学是从西汉末讲灾异发展到东汉初与谶纬结合产生的。“谶”是一种 “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易纬》下)的粗俗迷信。所谓“纬”则是汉代儒生利用宗教迷信思想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和发挥，内容荒诞不经，在学术上站不住脚，因此为 “通明” 之士 “每每非笑”(《三国志·魏志·卫颛传》)。经学也是典型的烦琐哲学，不论今文经讲的“微言大义”，还是古文经的章句训诂，都使人不得要领。一部经书的章句多至百万言，苦死了习经的人，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为了从这种荒诞的迷信和烦琐章句中解脱出来，魏晋玄学家提倡简易阐述义理的方法，这是适合理论思维自身发展要求的。

其次，玄学高扬了道家思想以为自己的主脉。魏晋玄学在内容上承接了先秦老庄思想和汉初黄老之学。老庄和黄老道学部分地接触到本体问题，另一方面又多有否定礼法的思想内容，具有冲破羁绊的反叛精神，方法上则有言简意深的简易追求。当经学发展到极至，社会思想出现转机的时候，自然就选择了道家思想。

再其次，玄学也改造、吸纳了儒家思想，而对道家思想有所否定。两汉经学从迷信荒诞、烦琐哲学方面，把儒学引上了绝路。魏晋玄学家，否定经学，以道家思想材料为主线而又吸纳儒家思想，使儒道在本体论层面上合流。何晏、王弼都以儒解老，汇综儒道，他们提出“无”的道体，又认为“圣人体无”，从本体论上认为圣人本身就是道体，从认识论上则认为圣人才能体认道体。郭象则明确主张“内圣外王”与儒家学说的价值取向同归。

最后，玄学是在吸收佛教思想资料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佛教作为外来宗教，汉代传入中国，公元67年已有了汉译佛经。在两汉时期，佛教在初传入过程中，也遇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抵抗，有过“沙门不敬王者”之争，也有夷夏之辨。而到了魏晋玄学产生、发展时，无疑看好了佛学深邃严密的理论体系。玄学的“以无为本”的本体论结构体系，与佛教的“空有真俗”理论类同，不能不说是受了佛学的影响。当然，佛教也受到了玄学的影响。张湛的“贵虚”玄学就有较多玄佛趋同的迹路可鉴。佛教中国化其发轫在魏晋，玄佛交叉影响是其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