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伦制礼，准礼制刑”和效法西方“齐一法制”之争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民生艰难，民族危机沉重。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国内各种政治派别都在寻找救国的方法。法理派就是希望在法律上学习西方、日本，与西方国家“齐一法制，取彼之长，补我之短”，通过改革中国旧法，挽回主权的一个派别。
他们认为，无论是国内国际形势，法律的发展变化，要图强，都必须学习西方，制定出新法律。他们向往西方的各种法律制度，认为西法不过是中国的古法而已。西法并未违背圣人之教，完全应该并可以采用。
礼教派也承认修律要“采东西诸国律法”，但是“立法固贵因时，而经国必先正本”。用西方法律的原理原则来替代中国传统的礼教原则则万万不行。
他们认为：“法律之设，所以纳民于轨物之中，而法律本原，实与经术相表里。”“经术”是法律的本质、内容，法律是“经术”的现象和形式，“经术”中的“亲亲之义，男女之别”是法律中的天经地义、万古不变之“本”。中国修律，只能按照“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和“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的原则，“因伦制礼，准礼制刑”。他们认为《新刑律草案》与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相悖，一句话，与传统礼教的核心“三纲五常”相悖。因此，绝对不允许这样的法律在中国施行。
他们认为《刑事民事诉讼法》采用西法，使父子异财，兄弟析产，夫妇分资，“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纲沦法歝，隐患实深”。反对“律师制”和“陪审制”，把律师、陪审员和讼师、劣绅、讼棍等量同观。
针对法理派收回领事裁判权的论点，他们反驳说：收回治外法权虽为“今日急务”，但不能把“中国旧律精义弃置不顾，全袭外国格式文法”。各国法律互不相同，均“无碍于完全之法权”，中国新律关系纲常伦纪之处，“其罪名轻重即使与各国有所异同”，也不妨碍收回治外法权。英美等国条约中所说“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即弃其治外法权的保证靠不住。治外法权完全“视国家兵力之强弱，战守之成效以为从违”，决不会以法律之完善与否为转移。
总之，中国修律，“必须将中国民情风俗、法令源流通筹熟计”，按照中国的政教大纲“量为变通”。“应本旧律之义，用新律之体”，“删繁减轻”，“有伤伦纪之处，应全行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