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集团内部相互信任、团结协调是事业发展的基础
1．领导者励精图治，领导成员相互信任
“贞观之治”短短二十三年，取得如此重大成就，除唐太宗的雄才大略外，领导集团内部的相互信任和团结协调也必不可少。所谓领导集团，不仅是指一个单位或地区的领导班子，还包括从中枢首脑到基层的整个领导层。唐太宗的领导班底在他任秦王到玄武门之变时就逐渐形成，有原来的亲信，也有后来发掘招纳的人才，如魏徵、马周等人。其基本特征都是具有高素质的。唐太宗立志要“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灿然可观”（第542页）。为此，他“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要求大臣们“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第35页）。他向大臣们表示“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隔，实为国家之大害也”（第30页）。“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能以犯颜忤旨。”（第33页）
2．领导集团内部互不“相惜颜面”，求真务实，正确决策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王珪说：中央机关提出的文诏，审议部门常有不同意见，设置这些部门“本拟相防过误”，因为“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也就是说讨论工作时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尽管都是“本为公事”，有时难免也有不同认识。对于这种情况，有的人怀有私心，“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听到不同的意见就不高兴，怕失面子，甚至与人结怨。“或不敬避私隙，相惜颜面”。为了避免与他人发生矛盾，照顾其面子，明知是重大原则问题，也不表示意见，为的是不得罪人。尽管“知非正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第24页）。唐太宗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就是大小官员对各项政令得失表现模棱两可，明知是错，以为祸不及身，阳奉阴违，以致大乱爆发，家国俱亡。
领导集团内部，如果大家都“相惜颜面”，维持庸俗的一团和气或一言堂，表面上亲亲热热，实际上“面从背言”，甚至各怀诡计，互相拆台，这样，领导集团就没有生命力，事业终将衰败。
3．防止“上下雷同”，保证中枢与下层畅通，使政令有效贯彻执行
唐太宗为了有效贯彻政令，保证中枢与下层畅通，调动官员们的积极性，提出克服“上下雷同”。贞观三年，他说：“中枢、门下（中央首脑机关）机要之司，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同时指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严厉批评“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诏而已，人谁不堪？何须简择，以相委付”，并指出：“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而寝默。”（第27页）就是说各级要认真研究诏敕政令，如有不妥，须请示报告，从实际出发，使政令贯彻得更好。唐太宗要求各级官员去掉私心，从公出发，遇事相互启发，“勿上下雷同”（第24页）。防止“上下雷同”，当然不是各行其是，另搞一套，而是从实际出发灵活变通，使政令更具有生命力。
唐太宗认识到自己不是全能，大权在握的人很难认识到这点。贞观四年，他说：“以天下之广，海内之众，千端万绪，须合便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日理万机，独断一人之虑矣。”“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得施行。”（第28页）这样，中枢与各层领导之间上下管道通畅，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有利各项政令的贯彻执行。
4．领导者闻过即改，领导成员应互纳批评
“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朋友有过，当面责之。”（第46页）（《资治通鉴》一九二卷，贞观元年）这是我们民族的优良美德，也是领导者的处事原则。唐太宗对魏徵的批评表奏，亲自诏答，表示“诚极忠欵，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公之所陈也，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韦、弦（有益规劝）”（第18页）。唐太宗承认自己“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第31页）。进而指出，不要忽视小事，丧失警觉，因为“凡大事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第33页）。他告诫人们随时都要保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精神状态。贞观元年考试选拔人才，据反映，在应试者中有谎报官阶和资历等，唐太宗下令，令这些人自首，如查出罪至于死。不久，查出确有伪造资历者，大理寺卿戴胄对伪造资历者只判处流刑，唐太宗说，我说过判处死刑，为何只判流刑！不是使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唐太宗说，我有错误，你能够纠正，我无忧虑了。（第312页）尚书张亮，因犯谋反罪下狱，大多数官员赞成判处死刑，只有少监李道裕持反对意见，提出“反形未具，明其无罪”，即证据不充分，应宣告无罪，唐太宗一怒之下杀了张亮。不久刑部侍郎缺空，推选了许多人都感到不合适，唐太宗说：李道裕最恰当，先前我没有接受他提出的“反刑未具，明其无罪”的意见，我至今追悔，他为人公道。（第317页）
5．掌握赏罚艺术，是发扬正气，保持领导活力的重要条件
赏善罚恶是古今中外一切领导者必须慎重处理的问题，正确及时的赏罚，能树立正气，酬谢有勋者，惩治邪恶。“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第187页）因此，赏罚不可轻行，领导者或领导集团如何把握赏罚，就是坚持实、公、慎、时四个环节。所谓实，任何赏罚都必须有充分客观事实依据，这是赏罚的基础，也是公正的前提，慎重是为了公正，赏罚必须及时，时过境迁，也就失去了赏罚的意义。
赏罚不论亲疏贵贱，切不可“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罚无罪，天下丧乱，莫不由此”（第81页）。“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正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恶莫隐，善恶自分”（第185页）。对于赏罚，一般说来，可赏可不赏者赏，可罚可不罚者不罚。领导者善于掌握赏罚艺术，有利于引导下属和群众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克服消极腐败现象，调动下层和群众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