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中方谈判的失误
1933年春季，由于日本侵略军进犯热河，与国民党军在华北的长城一线爆发了激烈的战斗，这就是著名的“长城抗战”。在长城抗战初期，中国军队曾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随后战场转入劣势。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也开始转向，与日本关东军和驻华使馆官员，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的谈判、谋求妥协。但与秘密谈判的同时，中国的外交部和驻国联代表却正在进行着相反的公开的外交活动，即谋求各国联合制裁日本的努力。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上层领导集团与下层群众士兵，政界与外交界之间不同的对外态度，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主和，下层人民和军队官兵主战。外交界主对日强硬路线，政界(主要是主持华北政务的人)主张对日妥协。这些中国内部矛盾，都为日本的关东军和国内的统治者所了解，因此，使中国与日本的有关停战谈判进行的十分困难。
当时在北平主持秘密谈判的是黄郛，日方是驻华使馆代办中山祥一和武官永津佐比重。永津虽是军人，但由于久居中国，对中国内情极为熟悉，又有关东军做靠山。因此，在谈判中对黄郛竭尽威逼利诱之能，甚至关东军并未提出的要求，永津也私自添加，以致黄郛带着其苛克的条件返回北平军分会时，使中国方面的官员感到难以接受。
1933年5月30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塘沽进行正式的停战谈判，中方总代表为熊斌，日方总代表为冈村宁次。在谈判中，日方沿用当年胁迫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的方法，对中国方面的提案不与理睬，而对于日方的提案，只允许做“可”或者“否”的答复，不允许做任何更改。在会谈中，关东军代表喜多诚一扮演声色俱厉的角色，而永津佐比重扮演对中方代表“好言相劝”的角色，冈村宁次则为总后台，控制谈判进程。5月31日上午10时57分，距日方限时只差3分钟时，中方代表最后一次绝望的提出请日方删减条件的草案，被日方再次拒绝。11时11分，中国代表团被迫同意，并在草案上签了字。
塘沽协定中国方面最大的教训是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指导下，在北方作战不坚决，军事战场失利，外交方面可回旋的余地自然大大缩小。其次，是中方未能抓住日军关东军在冀东作战时，由于国内的压力，怕国际干涉，曾一度撤退的有利时机进行谈判，结果不得不签订城下之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