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霸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
【校】
手稿本，“直说破桃”作“直说桃”。“霸岸”作“灞岸”。“等字”作“等事”。“恐人不用代字者”作“恐人不用替代字者”。
沈义父(字伯时)论词说“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这里所提出来的“不可直说”的原则，也算得上是对周邦彦及南宋词人技法的一个总结。
用“红雨”形容桃花飘落，始于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句，李贺此句描写盛艳之陨落，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确实为秀句。但是后代的文人词中便频繁使用“红雨”以代指桃花，如欧阳修《虞美人影》“寂寂花飘红雨”;晁补之《少年游》“红雨掩衡门”;周邦彦《蝶恋花》“须记取桃花，几度吹红雨”;又《过秦楼》“匀染梅风，地溽红雨”;又《虞美人》“不须红雨洗香腮”;蔡伸《青玉案》“桃花依旧，出墙临水，乱落如红雨”，等等，本来一个新颖奇妙的意象，如此重复运用以后，反而显得庸腐熟套，造成读者的审美疲劳，并没有我们读李贺时心头一亮的新奇。特别是“红雨”只是形容“桃花乱落”，若要描写桃花盛开时，用“红雨”就很不恰当，所以就意义本身来说，“红雨”并非可以无条件地代指桃花，更别说效果如何了。
“刘郎”代指桃，本是《幽明录》的一则故事。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粮尽饥馁，采山上桃子充饥，后遇见仙女。刘禹锡《元和十一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曰：“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用此典算是恰当的。当时宋代词人咏桃花甚至咏梅花时，都反复使用“刘郎”这个典故，也给人生硬拼凑之感。“章台”、“灞岸”之于“柳”，也是一样，“章台”、“灞岸”仅仅有折柳赠别这一层含义，并非说凡咏柳，不问情思意旨，都可乱贴“章台”、“灞岸”，特别是这些替代字繁复使用后，反而成为对意象直观性的阻隔。所以《四库全书·〈乐府指迷〉提要》批评沈义父“不可直说破”论，说：“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转成涂饰，亦非确论。”
沈义父“说桃不可直说破”云云，近乎作哑谜，过于拘泥死板，显然是片面的，不能作为创作的原则，王国维的批驳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沈义父的初衷是在强调作词应该委婉含蓄。他的《乐府指迷》第一则就说：“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重含蓄隐约，忌直露突兀，这还是符合词体的审美特征的。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宋代词话中的“代字”论，与当时的诗歌理论不无关系。宋人论作诗用字提出“禁体物语”(叶梦得《石林诗话》)，“诗言其用不言其名”(惠洪《冷斋夜话》)等条条框框;相传欧阳修因雪会客赋诗，禁用玉、月、梨、梅、练、絮、鹭、鹄、鹅、银等体物语，宋人传为佳话。如此一来，作家只有向典故、“代字”一条窄胡同里钻，消极避忌体物语，演变成积极追求“替代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