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校】
手稿本，“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原作“清风明月，役之如奴仆”，作者自行删改之，作“故能以奴仆命风月”。
“以奴仆命风月”，是借用杜牧《昌谷集序》“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一句，在这里是超然物外的意思。这一则与上一则前后联系，都是谈创作主体对于客体的态度。
诗人“轻视外物”，就是摆脱生活之欲的束缚，成为超然物外的纯粹主体。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具体的时间、空间及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中，因此我们总是以功利的眼光观察世界，向世界索取，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时主体受役于意志、欲望，因此总是不自由的，是痛苦的。主体只是以“欲望之眼”认识个别事物，而不能上升到对理念的认识。这种情形下，审美观照、艺术创作是不可能发生的。
而艺术的审美观照则不同。此时的主体已经发生一种变化，即避开意志的挟制，抛开欲望的奴役，而成为不带意志的主体，进入纯粹的认识。这时主体认识事物，不再是考察“何处”、“何时”、“何以”、“何用”，而是“把人的全副精神能力献给直观，浸沉于直观，并使全部意识为宁静地观审恰在眼前的自然对象所充满”，人自失于对象之中了。这种摆脱意志的挟制，超然于对外物时空、因果关系的认识，就是王国维所谓“轻视外物”的意思，也即《红楼梦评论》中所谓“观者不欲，欲者不观”，不以功利主义的眼光观审对象，而是进入纯粹的审美直观。
所谓“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是说艺术观照中的纯粹主体“也不是让抽象的思维、理性的概念盘踞着意识”(P.249)，而是全部意识为眼前的自然对象所充满，达到“物我如一”的境地。王国维《此君轩记》论画竹说：“彼独有见于其原，而直以其胸中潇洒之致、劲直之气，一寄之于画，其所写者，即其所观;其所观者，即其所蓄者也。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二田画庼记》说：“夫绘画之可贵者，非以其所绘之物也，必有我焉以寄于物之中。”主体的人格境界、精神胸臆一寄于画，而达到画即人，人即画的“物我无间”境界，这就是“能与花鸟共忧乐”。王国维论诗词称赞“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文学小言》)，赞赏词人写物能得物之神理，这正是“重视外物”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