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
作者的器局、精神、态度之与写作的关系，是历来文学批评家屡屡述及的内容，这方面的意见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求作者应当注重修炼内功，升华情操，这样才能够写出深刻的、动人的传世之作，所谓“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刘勰《文心雕龙·程器》)。《周易·乾·文言》“修辞立其诚”已将对作者器局、精神、态度的要求一语道尽，因此不妨说，“诚”之一字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关键词。
王国维对词人的要求是“忠实”，这与古代文学批评重“诚”的传统相一致。一个真正有大成就的作家，其胸襟必然是博大的，意识必然是深邃的，心灵也必然是真诚恳愨的，对世上的事物抱持忠实的态度，能与民物同欢而同戚，这样才能够创作出充满博爱精神的作品，感动读者;不能想象一个同世人虚与委蛇、全无诚恳之心、处处只想为自己占一地步的人，能够成为大作家，写出杰构，赢得读者的尊敬。这与运用什么文体进行创作没有关系。王国维说的“词人之忠实”，其实就是他说的“赤子之心”(“初刊稿”第一六条)，这也即是“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初刊稿”第一八条)。他不仅要求词人忠实于“人事”，而且对于“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从而将这种宗教式的人文关怀广被世俗和自然。他认为，若不能以这种态度从事创作，结果只能是满纸“游词”。所谓“游词”，大概是苏轼批评的“游谈以为高”一类文字(《凫绎先生诗集叙》)。这类浮夸不实的东西在任何文体中都存在，应当是文学创作中令人感到悲哀的事，为历来批评家所贬斥。常州派词学批评家金应珪在《词选序后》指出“近世为词，厥有三蔽”，“三蔽”指“淫词”、“鄙词”、“游词”。他说：“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北宋间有俚辞，南宋则多游词。”王国维认为产生“游词”的原因是词人缺乏“忠实”之心，说得很中肯。他贬南宋词人，贬游词。这直接受到了金应珪、陈廷焯以上词论的影响。
他在这里提出，词人对于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都需要关怀，都需要以“忠实”的态度去待它们，将它们视同人类自身一般尊贵，从而极其鲜明地突出了自然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这显然同他受到西方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有关系。中国古代文学中也存在重自然的传统，但是在诗词创作中，以“工具论”的眼光看待自然草木，也是很普遍的习惯。比如著名的“比兴”说，按照这种写作理论，鸟兽草木这些自然物只是作者借以起兴的工具，它们本身的生命意义其实是被忽略的，这与真正关怀自然很不相同。而从现代文学理论来看，自然物本身也应当成为人类关怀的对象，所以草木不仅仅是作者进行创作时借以表达自己思致的工具。从这方面理解王国维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到更多有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