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邱陇，异日谁知与仲多?”诗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

王国维早年接触和吸收了西方的文学思想，对文学与政治、文学家与政治家关系的看法，带着很浓的西方色彩，而与中国传统的认识有很大区别。他在这一条评语中，着重就这个问题提出看法，对用政治家的眼光写诗填词，以诗词为政治的工具，予以了否定，指出诗词即文学应该独立于政治之外，获得它自己充分发达的生命。他对晚唐两首诗歌的句子进行了对比。一首是罗隐写的《炀帝陵》，另一首是唐彦谦写的《仲山》。这两首作品都是七绝，又都是咏史诗，所咏唱的或是帝王，或是帝王的兄长，对象很接近，因此，王国维将它们放在一起作为对比。

罗隐《炀帝陵》：“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这是写隋炀帝陵墓，墓在雷塘，位于今江苏扬州北郊。隋炀帝晚年天下大乱，他被人绞死，贞观五年(631)，尸身移葬雷塘。前二句写隋炀帝生前在扬州乘船过桥，经常往来于红楼绿柳，到处游玩，享尽幸福。后二句诗意陡转，归于落寞凄惶，说好不容易击败陈朝，夺下江山，却不能保有基业，死后只有数亩薄田，安葬身骨，十分寒酸，这怎么让人甘心，然而又能怨谁!

唐彦谦《仲山》：“千载遗迹寄薜萝，沛中乡里汉山河。长陵亦是闲丘垄，异日谁知与仲多?”《仲山》是写汉高祖刘邦兄长隐居的地方。刘邦与他兄长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刘邦爱好功业，渴望取得成功，做人上人;刘邦兄长安分，愿意过平静的生活，不愿意成为时代的明星，也不愿意冒险，只想种好自己的地，年年看到收成，这样就满足了。刘邦取得天下以后，兄长应该也是借到光的，可是他还是用老样子的态度生活，不到政治权力圈里去凑热闹，默默无闻地在隐居中打发日子。诗人说，他生前平凡的居处长满了薜萝野蔓，然而这又何妨，帝王显赫伟然的陵墓不是也都变成荒田一片，将来究竟谁更受后人尊敬还是一件难说的事吧?

罗隐所咏集中在帝王本身，唐彦谦的诗则将帝王与隐者进行了对比，帝王只是作为隐者一种反衬的因素出现在诗里，着眼点完全在隐者一边。这是二首诗歌构思取意不同的地方。王国维以为前者“域于一人一事”，实际上是指隋炀帝“一人”、取代陈朝“一事”，所以是“政治家之言”;后者则是“通古今而观之”，所以是“诗人之言”。也就是说，前者只反映王朝更迭的政治，后者才反映普遍的人生。诗歌应当是社会人生的普遍声音，而不是政治的简单影响。

他以此为例，进而肯定词人填词，“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在中国古代的各体文学中，诗歌与文章相比，离开政治稍远;词与诗歌相比，离开政治又稍远。因为词生长在佐歌侑觞的环境，早先是为了娱宾遣兴，后来，词的境界虽然不断提高，但是这种为娱乐而创作的特点一直相随始终，没有弃脱。经过清朝常州词派这一环节，强调“缘情造端，兴于微言”(张惠言《词选序》)，使词的政治蕴含大为增强，工具论的倾向突出，而逐渐向诗歌乃至文章接近。王国维对张惠言说词极为不满，不仅是指他说词方法机械，似乎是把一种公式套到所有的词上去，而且也是指这种公式本身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王国维提出以“境界”说词，实际上也是对好以政治家眼光写词说词一种有意识的超越。

王国维写于1905年的《论哲学家美术家之天职》一文，对中国政治与哲学不分，政治与文学不分的现象就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样就使哲学家、文学家失去了自己独立的立场，他说“披我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无不然。岂独哲学家而已，诗人亦然……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人间词话》“未刊稿”这一条内容，是他这一认识的延续。虽然政治与文学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完全划清两者的联系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但是，作者认识到两者的区别，从而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去主动建设作品的文学性，这也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