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甘加达尔·蒂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856—1920)，印度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印度国大党“极端派”领袖，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蒂拉克1856年7月1日生于马哈拉斯特拉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属统治西瓦杰帝国的奇特帕范婆罗门种姓。他从小就听祖父讲述马拉特英雄和1857—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的领导人的故事，从中受到教育和鼓舞。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在孟买上大学，感到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一方面英国殖民统治者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另一方面，印度数百万人却因饥荒而饿死。1879年，马哈拉斯特拉的知识分子帕德克反封建、反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给了他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在大学时代就立志毕业后不在殖民政府中做官，不为英国殖民当局效劳，而要献身于印度的民族解放事业。

蒂拉克的政治活动是从抓教育开始的。1880年1月，他在浦那创办新英语学校，随后建立德干教育社和弗古桑学院。这是他在马哈拉斯特拉的教育基地之一。由于在政治自由和社会改革的关系上同弗古桑学院的领导人发生分歧，他于1890年12月同德干教育社脱离了关系。

1881年1月，蒂拉克创办了两个民族报刊。一个是马拉特语的《狮报》，另一个是英语的《马拉特人报》。这又开辟了一个教育事业的新天地。从此，他以报纸为讲台，揭露英国的殖民统治，宣传民族主义思想，以此动员和组织群众。1882年，英印政府以出版颠覆性的文章为名，对他判处4个月的监禁。1897年，又以煽动民变为名，对他判处18个月的监禁。

英国殖民当局对蒂拉克的政治迫害，反而使他的思想和行动更为激进。大体说来，1897年以前，他还是一个温和派。他说：“我们不希望削弱这个政府。相反，我们希望加强它，使它能经受住各种攻击，无论是来自俄国人或任何另外的敌人;我们要求政府使我们的国家联合起来”。可是从1897年起，他开始对英国失去信心。该年1月12日，他在《狮报》上撰文说：“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已经喊哑了嗓子，希望政府倾听我们的呼声。但是我们的喊声同蚊子的嗡嗡声一样不能影响政府。我们的统治者不相信我们的话，或者故意这样。现在让我们用强大的宪政手段，把我们的不满硬往他们的耳朵里灌。”1898年出狱以后，他以更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动。在1905——1908年印度第一次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中，蒂拉克成了印度国大党“极端派”的领袖。

蒂拉克的政治主张，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斯瓦拉吉”。他在1895—1897年的政治活动过程中，就为当时正在形成的“极端派”制定了这个斗争目标，并说：“斯瓦拉吉是每个印度人天赋的权利，我们一定要获得它。”“斯瓦拉吉”这个词早在吠陀经中就有了，原意为“自主”。蒂拉克从策略考虑，在公开场合，较多地把它解释为在英帝国范围内的完全自治。不过，他的本意是要求民族独立。他说：“我要做自己房子的主人，不要仅仅成为被逐出家门的陌生人。自治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掌握自己的行政权。我们不想成为书记员”。他认为政治独立是前提，是基础。他形象地说：“必须首先给人房子，然后你才能要求他们把屋子布置得井井有条”。因此，他反对以戈卡尔为首的国大党温和派在没有政治独立的情况下空喊社会改革，认为他们的“三P政策”，即祈祷(Pray)，请求(please)和抗议(Protest)是一种乞讨政治，不会有什么效果，只能是浪费时间。

蒂拉克不仅把“斯瓦拉吉”作为自己政治斗争的目标，而且力争使“斯瓦拉吉”成为国大党的行动纲领。1905年，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分裂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制造了孟加拉分割案，激起了印度人民，特别是孟加拉人民的强烈反对。1905年8月7日，孟加拉人民在加尔各答集会，通过了“斯瓦德西”，(意为“自产”)和抵制洋货运动的决议。蒂拉克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热情支持孟加拉人民的“斯瓦德西”和抵制洋货运动，号召孟加拉人民起来争取“斯瓦拉吉”。他说：“要求斯瓦拉吉或自治的时刻已经到来。别再零零星星地搞改革。现存政府对印度来说是毁灭性的。必须加以改进或根除”。在1905年国大党的年会上，蒂拉克公开提出：“印度必须获得斯瓦拉吉”。正是在蒂拉克为首的“极端派”的有力影响下，在1906年的国大党年会上，通过了“斯瓦拉吉”(自治)、“斯瓦德西”(自产)、抵制英货和民族教育四大要点作为国大党的纲领。

蒂拉克除要求政治独立外，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主张发展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恢复农村的手工业。在他看来，一些有钱的中介商，是否投资于民族工业，是爱国不爱国的问题。因此，在1905—1908年印度第一次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中，他不仅号召广大群众积极支持“斯瓦德西”和抵制英货运动，而且自己带头组织民族商店，建立工厂，建立民族学校和“斯瓦德西”市场。

蒂拉克认为，经济独立必须以政治独立为前提，没有政治独立，经济独立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不象温和派那样，把“斯瓦德西”运动看作是纯经济运动，而是把它看作实现“斯瓦拉吉”的重要工具。他说：“如果我们不希望成为白人的奴隶，我们就应该强有力地推进斯瓦德西运动。它是拯救我们的唯一的有效手段。运动的目的是要消除欧洲人把我们当奴隶看待的制度，并且迫使政府给予我们英国公民所具有的一切权利。”

蒂拉克认为“斯瓦德西”同抵制洋货是分不开的。他说：“当你们宁愿接受斯瓦德西的时候，你们必须抵制外国货，否则，斯瓦德西是不能繁荣起来的”。在蒂拉克看来，抵制不仅是个经济武器，而且更是一个政治武器，是战争的替代物。

蒂拉克反对温和派片面地追求西方教育，认为片面追求西方教育，就会毁灭印度民族的未来和幸福，使印度的青年人丢掉过去的光荣传统，忘了过去的丰富遗产。而民族教育内容健康，可以向青年灌输自助和自力更生的精神，收费标准又低。所以，蒂拉克和他的同事们强调民族教育，把民族教育作为印度国大党纲领的一部分。

发动工农群众，实行消极抵抗，是蒂拉克实现上述纲领所采用的基本方法。蒂拉克认为，工人居住集中，组织性强，在实现“斯瓦拉吉”的运动中起决定的作用。所以他非常注意在工人中的工作。早在1905年以前，他就为与孟买工人阶级建立联系采取了步骤。1905年以后，他和他的战友们在孟买工人中进行了广泛的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参与了旨在改善工人状况的一系列活动，深受孟买工人阶级的欢迎。

蒂拉克认为，”农民是印度的中坚”，在印度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没有农民参加是不行的。因此，他十分重视在农民中的工作。1896—1897年， 马哈拉斯特拉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殖民当局照样催捐催税，而国大党领导人又置之不理。面对这种情况，蒂拉克和他的战友们分赴灾区，领导农民进行抗税斗争，深得农民的欢迎。此外，他还要求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民中去，“了解他们，组织也们，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1905年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以后，他竭力主张把运动从城市推向农村。

蒂拉克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方面懂得要使自己的斗争取得胜利，必须发动工农群众。为此，他对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给与一定的关心和注意。另一方面，他是小资产阶级中上层的代表，经济地位接近于地主、资产阶级，并与他们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不敢正视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如，他对农民只提减轻赋税，固定地税，不提土地问题;对工人，只强调“斯瓦德西”和抵制英国货，不强调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更不注意把工人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这正是蒂拉克阶级局限性的表现。

蒂拉克主张消极抗抵，对英国殖民当局采取了广泛的不合作态度。蒂拉克认为，一小部分英国人统治印度是在印度人的协助下进行的。因此，只要印度人实行广泛的抵制政策，英国的统治就会垮台，印度人就会自由。他在一次集会上说：“我们不帮助他们收税和维持治安。我们将有我们自己的法院，当时间到来的时候，我们将不交税。你们是否能用你们共同的努力来做到这些?如果你们能这样做，你们明天就可以自由。”

蒂拉克虽然主张消极抵抗，但是他不象甘地那样，完全反对暴力。他在一次集会上说：“如果盗贼进入我们屋内，而我们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把他们赶跑，那么我们就应当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关在屋内，活活地把他们烧死。”蒂拉克也不排斥武装起义的可能性。他认为对一个被压迫民族来说，使用各种方法，包括公开的起义都是允许的。他经常说，如果武装起义有50%成功的把握，就可以进行。但是，印度缺乏武器，缺乏组织，武装起义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他认为在印度使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是无益的，不适当的。

正是在蒂拉克为首的“极端派”的积极推动下，掀起了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一次高潮。工人、农民、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参加了这次斗争。运动的中心，1905—1906年主要在孟加拉;1907年4至5月，转到了旁遮普;1908年3月，又转到了南印度。这次斗争沉重打击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英国殖民当局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先后将“极端派”的领导人一个一个抓起来，投入监狱。1908年6月23日逮捕了蒂拉克， 7月22日判处他6年徒刑，随后，把他关入缅甸的曼德勒监狱。蒂拉克的被捕和判刑，在印度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孟买10万工人，举行了6天的同情罢工。

6年的铁窗生活并没有使蒂拉克屈服。在狱中，他继续从事学术活动，追求革命的真理。他写了两部学术著作。一部是《吠陀中的北极故乡》，另一部是《薄伽梵歌的秘密》。前者强调雅利安人最早生活在亚洲大陆的最北方，后者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从哲学上研究《薄伽梵歌》的著作。他认为《薄伽梵歌》的真正要旨不是要人克制自己，而是要人行动，它所宣传的正是不停顿活动的福音。蒂拉克不仅在《薄伽梵歌》中为他们的行动找到了根据，而且从中发现有正当理由的暴力行动也是合理的。

从1914年出狱至1920年，是蒂拉克政治活动的后期。同前期相比，这个时期蒂拉克的政治路线有一定的后退。1914年8月27日，他公开发表声明，宣告效忠英国，支持英国对德作战，表示要同英国合作，来争取印度的自治。尽管如此，他还是为印度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他的推动下，于1916年的勒克瑙大会上，不仅恢复了国大党内部两派的团结，而且对穆斯林联盟作出了让步，促成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从而加强了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1916年4月28日，他建立自治同盟，重提自治问题。当时，蒂拉克认为，印度人民必须通过这个同盟，用宪政方法，实现在帝国范围内的自治。1918年9月19日，他亲自去伦敦，向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陈述他的自治同盟关于印度未来宪法的意见。他希望未来的印度宪法给与印度的东西，要比1918年6月公布的蒙塔古一切尔姆斯福德改革方案给与印度的东西更多一点。为此，他在英国会见了许多人，在集会上发表了几十次讲话，在报纸上写了好多文章，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失望和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应该争取更多的东西。他坚决要求印度中央政府和英国母国政府共同决定政策，由省政府执行它们的指令。1919年11月6日，他离开伦敦回国。

蒂拉克死于1920年8月1日，终年64岁。蒂拉克的一生是为印度民放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印度人民十分尊敬他，称他为“洛克马尼亚”，意为“敬爱的人”。甘地、尼赫鲁都给了他极高的评价。甘地称他为“现代印度的缔造者”，尼赫鲁称他为“印度革命之父”。列宁也给了他极高的评价，称他为“印度民主主义者”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