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波尔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十九世纪德国和西方最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标榜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兰克学派”的创始人，近代西方“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

1795年12月21日，兰克出身于德国图林根的维埃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为律师。他在邓恩多夫和舒尔普福塔接受了初等教育，学习古典文学知识。由于他刻苦学习，在初学阶段就为其以后成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对此，使他终身感到满意。

1814年，兰克就学于莱比锡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和神学。但他兴趣广泛，博览群书。他好读希伯来文的《旧约全书》，赞赏希腊悲剧诗人的不朽之作，探讨康德、费希特的哲学精义，研究修昔底德的史学观点，善于博采众长，从各方面吸取营养。

1818年大学毕业后，兰克在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一所高级中学教授古典文学和历史。其间，他开始把研究的重点由语言学转向历史。兰克之所以转移研究方向，一方面是受到了前辈史家尼布尔的深刻影响。他阅读了尼布尔的作品，不仅为之折服，而且确信，“在近代世界中，历史家是可以有地位的”。另一方面，也由于教学上的需要，他讲授荷马、维吉尔等大诗人的作品以及古典文学史，需要有丰富的古代史知识，他便去阅读和钻研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李维、塔西陀等古典史家的作品，从而对古代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他的视野又从古代扩展到中世纪。他在阅读意大利史家圭锡亚狄尼和乔维奥的著作时，发现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于是他决心研究这一时期的其他权威之作以解决这个难题。不久，兰克决定亲自动手写一部书来论述这个时代，因而写成了第一本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1494—1514》。

1824年，《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闻世，立即轰动德国文坛，声誉鹊起。此书还包括一篇对于这个时期许多历史家的批判性论文。一般认为，它的出版是近代史学方法的开端。当时，他写道：“仿佛通向我真正生活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仿佛我终于能够展开我的双翼了。”由于该书的成功，次年，柏林大学为这位年青的历史学家打开了大门，他应聘担任历史副教授。从此，他与这所大学结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在柏林，兰克发现了十六、十七世纪威尼斯大使的报告47册。面对这些未经公布的原始资料，他感到：近代欧洲的历史必须借助于这些新鲜资料予以重写。正是借助于这些资料，他写成了《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奥斯曼人与西班牙君主政治》一书。这部著作的成功，使兰克得到一次公费出国旅行的机会。

兰克于1827年启程，在国外呆了约有四年之久。他访问了维也纳。在那里，不仅编就了《塞尔维亚革命史》一书，而且由于得到了奥地利宰相梅特涅及其幕僚根茨之助，他看到了许多关于威尼斯的重要的原始资料。这些尚未被利用的历史宝藏，使他如获至宝。1828至1831年，他在意大利度过了近三年。在那里，除了梵蒂冈档案馆以外，差不多所有图书馆都向他开放了。这使他感到心满意足，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象这几年学到或想到那么多的东西。当结束这次旅行返回祖国时，他对欧洲政治史的见解比当时任何历史学家都要深刻得多了。

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民主思想的清新空气也扩散到德国。普鲁士政府大为震惊。1832年，在外交部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份名为《历史政治评论》的杂志，旨在与民主潮流相抗衡。兰克从意大利归国后，担任了这家杂志的主编。他为《历史政治评论》杂志写了许多文章，大都是以历史论文的形式出现，也是为当时政治服务的。然而，兰克的企图失败了。人们并不喜欢通过历史来议论政治问题，而是习惯于谩骂与嘲讽。这就使得《历史政治评论》在创刊四年后便寿终正寝了。对兰克说来，该杂志的停刊，丝毫也不值得惋惜，因为这可以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历史研究。

1836年，兰克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教授。他的代表作《教皇史》从1833年开始写作，第一卷于1834年出版，第二、三卷于1836年出版。此书包含了作者在意大利的研究成果，无论就内容或形式来说，该书都可以列入世界史学名著之林。《教皇史》不仅对历史作了客观叙述，而且具有丰富的资料。作者把300年的有关历史情况叙述得脉络清晰，有条不紊，令人赞叹。

1839年，他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开始出版。本书的特点是使用了更多的原始文献资料。它是《教皇史》的姐妹篇，也是兰克的代表作之一。

1841年，兰克被威廉四世任命为“普鲁士国家史官”。由于他的这个身份，第一个被准许利用国家文件。他利用这种方便条件，编纂了9卷本(后扩充成12卷)的《普鲁士王国史》。1858年以后，他担任了慕尼黑历史委员会主席。其后，他相继出版了《法国史》、《英国史》。这两部长篇巨著都是叙述这两国十六、十七世纪的历史。至此，作者在寓居意大利时所拟定的编写一套欧洲列强历史的计划就完成了。为此，他付出了数十年的心血。当《英国史》完成时，作者已是一个年逾70的老人了。1865年，在他生日那一天，被普鲁士国王正式授予贵族爵位。

此外，兰克还写过不少人物传记和其他作品。如有：《腓特烈大帝传》、《奥地利的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华伦斯坦传》、《哈登堡传》等。

1871年，兰克从柏林大学退休，但他的研究工作与著述活动没有停止，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当他82岁高龄时，他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而又令人吃惊的计划：编纂一部《世界史》。虽然当时他已不能读也不能写了，但他“没有工作就无法活下去”。实际上，兰克的整个一生都在为这项工作作准备。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在两个助手的协助下，由他口授，然后整理成文。第一卷于1880年出版，以后逐年出版一卷。在他临死前，《世界史》第7卷也交付印刷。但是，他生前已经来不及把《世界史》口授完毕。所以，以后几卷由他的门生杜费根据他从前的讲稿整理出版。这部《世界史》一直叙述到1453年，和他以前所著的有关西欧各国的历史联成一气，成为“通史”，最后汇集为9卷(1880—1888)。

1886年5月23日，他病逝于柏林，享年91岁。10年以后，在他的故乡维埃，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以永久纪念这位在德国史学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历史学家。

兰克全集计有54卷之多(1867—1890年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其中还不包括他晚年的《世界史》。然而，作为十九世纪西方最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兰克对后世的贡献与影响主要还不在于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而在于他所标榜的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

兰克主张写历史要客观公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夹带任何个人的政治偏见和宗教偏见。他在从事著述活动的初期，就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在他的第一部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里，兰克声称：“有人以为史学的任务是要评论过去，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训示现在。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而已。”因此，在他看来，史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把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弄清楚，历史著作就是历史事实和人物在文字上的还原。所以，他在作品中，着笔于史实的铺叙，人物的描写，极少轻加断语，评判功过，议论是非。这就是兰克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例如，他本人是路德派的教徒，然而他在撰述《教皇史》时，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来写当年对新教徒进行残酷迫害的天主教历代头目的历史，在西方史学中，一向被传为佳话，此书也就成了他的“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作。兰克的其他一些作品也大都是在他这个理论指导下写成的。

兰克特别强调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并千方百计地去搜集它。要客观地叙写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掌握第一手资料。早年，他曾阅读过圭锡亚狄尼的著作。经研究后他发觉这位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杰出史家是徒具虚名的。在他的资料中，很多是从别的著作中抄来的，有的是虚伪的，有的是不可靠的;他还杜撰演说词，篡改条约，错误地解释重大事实。兰克把这位著名史家剖析得淋漓尽致，说得几乎一钱不值。他得出结论说，一个历史家必须根据可靠的原始资料，才能写出真正的历史。因此，他笃信原始资料，主张让亲历其境者讲话。他甚至认为，史学“不可动摇的法则”，乃是“对于记载下来的事实，必须坚守不移”。

为了搜集第一手原始资料，他不仅跑遍德国各地，而且周游西欧各国，足迹遍及维也纳、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巴黎、伦敦、都柏林等地的国家档案库和私人藏书楼。他把这种游历称之为“科学旅行”， 目的是为了广泛搜集前人所没有利用过的材料。兰克之所以享有盛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运用了别人所从未使用过的许多原始材料。

兰克还强调要对史料进行考证与辨析，以确定材料的真伪与可信程度。他曾指出，“有的人抄袭古人，有的人为未来的时代寻求教训，有的人要攻击某些人或替某些人辩护，有的人只愿记录事实。对于每个人必须分别加以研究。”在这里，兰克认为要从作者的动机来分析史料的可靠性。不仅从外证上考订一个文件本身的真伪，而且还从内证上分析一个文件的内容可靠到什么程度，这种鉴别史料的方法颇为可取。此外，他还确立了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依据同时代的材料、把原始资料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证据进行对比等辨析方法。兰克这种以考证史实、强调辨析为特点的方法，成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发展的主流，对十九世纪下半期以及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史学无不发生巨大的影响。

诚然，兰克的史学实践活动与他所确立的这些原则有时是相悖的。事实上，他宣扬“客观主义”，却又擅长寓论于史，以古谕今，为十九世纪德国的现实政治服务。他对原始资料珍同拱璧，但在搜集与选用材料上，总不免要夹带个人的好恶与阶级的爱憎。他创导的某些对史料考证与鉴别的方法，固然可取，但对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史料却又讳莫如深。如此等等，分析原因，也是毫不奇怪的。虽然，兰克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平静的书斋中度过的，但他生活在十九世纪德国激烈动荡的现实社会之中，时代的潮流总会对他发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他决不可能是一个完全与政治无关的人。例如，他曾通过根兹的介绍，谒见过奥地利宰相梅特涅。他出任过《历史政治评论》的主编，以抵制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他曾做过普鲁士与巴伐利亚国王的顾问，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1840—1861年)写过政治备忘录，供国王施政时参考。虽然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就开宗明义地表明，历史学不必是有为而作，毋须为“将来的利益而训示现在”，但读者还是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他多半借主题之选择、叙述之详略、人物史实之或隐或彰，来显示作者褒贬之所在，以适应当时普鲁士王室统一德国的政治要求。因此，他并不是一个“超阶级”、“纯客观”的历史学家。在他的学士道袍上，难免也沾染上了点点滴滴的政治斗争的色彩。

兰克的历史观是唯心的。他摒弃了十八世纪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思想，宣扬神秘的宗教史观。他说过，在全部的历史进程中，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每一个关键的时刻都证明有上帝在主宰一切。他承认上帝直接干预历史，这就否认了历史自身在不断发展前进的客观规律。他认为历史就是政治史，是统治阶级人物的行动史，着力描述的是每个时代威风凛凛的大人物。他忽略决定社会前进的经济因素，无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晚年口授的《世界史》，把对人类作出过伟大贡献的具有古老文明的东方诸民族排斥于外，显然是不公正的。

但是，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兰克是一个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历史学家。西方资产阶级史家称赞他为“近代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家”、近代以“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大师”、“史学界中的歌德”、“历史真理的献身者”、“永远无人超过的史学家”等。透过这些溢美之词，使我们确实看到，兰克对后世尤其对西方史学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他以柏林大学为基地，主持该校历史讲座达46年之久，用“习明那尔”(专题讲习班)的方法，根据他的史学理论及治史方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他的学生及再传弟子都标榜其师的“客观主义”与“科学方法”，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名噪一时的“兰克学派”。他的得意门生有魏茨、吉塞布勒希特，息贝尔等人。这些人也是“兰克学派”的主要成员。在德国，他的门生几乎垄断了各个大学的史学讲坛。还有不少外国的留学生，纷纷把他的史学理论及治史方法介绍到本国。通过阿克屯所创立的英国“剑桥学派”，通过法国的蒙诺德等人的鼓吹，兰克的名声传遍了西欧。甚至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亚洲的日本等国，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也受到了他的影响。当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成立时，他的信徒特为他呈献了唯一的“荣誉会员”的花冠。著名美国史家乔奇·班克劳夫特称他为“现犹健在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信奉与继承兰克的史学理论及治史方法，一时在整个西方史学界蔚然成风。即使到了今天，在西方还有不少资产阶级史家奉他为史学的正宗嫡祖。完全可以这样说，在近代西方还没有哪一个历史学家象兰克那样对后世发生过如此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