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七国乱中藩国垂死反击与愤怒呐喊
七国乱起，景帝即使杀晁错亦不可能安抚七国，因此，一场朝廷与七国之间的对决就此展开。由于此乱中，吴、楚为首倡者，发兵在先，所以，七国之乱亦经常被称之为吴楚之反。
《史记·孝景本纪》云：“三年正月乙巳……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发兵西乡。”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建元六年，彗星见，淮南王心怪之。或说王曰：‘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
《汉书·晁错传》云：“后十余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
《汉书·爰盎传》云：“吴楚反闻，错谓丞史曰：‘爰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其计谋。’”
《汉书·高五王传》云：“孝景三年，吴楚反，胶东、胶西、菑川、济南王皆发兵应吴楚。”
在《史记》《汉书》记载中，观七国之乱，无不以吴、楚为主谋，吴、楚亦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并且登高一呼，领袖群伦，其间吴、楚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成王败寇，话语权被胜利一方所垄断。然而，关于七国之乱，《史记》《汉书》居然保存了被消灭者的心声，令后人看到此辈痛苦的呐喊，洵属难得也！按《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述，吴王派遣其中大夫应高前往胶西王处，挑唆他一起举事，应高形容当时诸侯藩国之形势和命运乃“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朝廷无情削藩，将藩国驱赶到一起，上述五个“同”生动精要，凸显他们已成为一个生死与共的利益共同体，乃朝廷要消除的骈枝赘疣，所以即使剑走偏锋，背所谓君臣之义，他们也要作垂死地挣扎。《汉书·荆燕吴传》叙述吴王发动七国起兵，发使遗诸侯书曰：“以汉有贼臣错，无功天下，侵夺诸侯之地，使吏劾系讯治，以侵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人，诳乱天下，欲危社稷……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余年，怨入骨髓，欲壹有所出久矣。”据此可知，朝廷削藩，其政策有连续性，早在景帝之前之文帝朝，已经令藩国感到不堪忍受，此颠覆了《史记》《汉书》所刻画的文帝温厚的形象。而刘戊、刘安等为何恨之入骨？文帝巧施手腕，逼死老淮南王刘长，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促使小淮南王刘安深刻思考大一统政治的弊端死结，由他主持撰写《淮南子》，正凝聚了此种思考；然则，何以楚王刘戊与淮南三王一样，愤愤难平，历史记载似有所留白，总之，他们均站到了文景朝廷的对立面，这是确凿无疑的。
而关于七国之乱战事的始末，《史记》《汉书》涉及多角度的叙述，至少关乎朝廷景帝、梁孝王、周亚夫以及吴楚赵等七国等诸端。
《史记·孝景本纪》云：“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长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阳东宫大殿城室。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发兵西乡。天子为诛晁错，遣袁盎谕告，不止，遂西围梁。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寥寥数语，似乎风清月淡。而《汉书·景帝纪》则有更翔实的补充，指明“诸将破七国，斩首十余万级”。而且除了吴王濞被杀，其余失败的六个藩王全部自杀。
而抵挡叛军西进，梁孝王堪称独当一面，功勋卓著。《汉书·文三王传》记载：“其春，吴、楚、齐、赵七国反，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杀虏略与汉中分。”平定吴、楚叛乱，梁王居功甚伟，此亦助长了其轻妄恣睢之性情，为其悲剧性人生潜藏伏笔。
而在平乱战争中，关于周亚夫之功业，《史记》《汉书》叙述之笔法十分暧昧，颇有皮里阳秋之深意。
《汉书·周亚夫传》云：
孝景三年，吴楚反。亚夫以中尉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
亚夫既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将军东诛吴楚，胜则宗庙安，不胜则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亚夫下车，礼而问之。涉曰：“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于殽黾厄之间，且兵事上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雒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计。至雒阳，使吏搜殽黾间，果得吴伏兵。乃请涉为护军。
此说玄而不实，当时吴兵尚被阻止于梁地，即使殽黾厄之间布置了吴王之伏兵，但散兵游勇，何足以抵挡周亚夫之大军？
《汉书·周亚夫传》又云：“亚夫至，会兵荥阳。吴方攻梁，梁急，请救。亚夫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请亚夫，亚夫守便宜，不往。梁上书言景帝，景帝诏使救梁。亚夫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后食道。吴楚兵乏粮，饥，欲退，数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帐下。亚夫坚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楚既饿，乃引而去。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吴王濞。吴王濞弃其军，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汉兵因乘胜，遂尽虏之，降其县，购吴王千金。月余，越人斩吴王头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吴楚破平。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是。由此梁孝王与亚夫有隙。”此番叙述，突出周亚夫智勇忠信的人格特质，善谋善断，以吴、楚长途奔袭，后勤保障就成为其软肋，一旦汉朝大军切断其运粮通道，且以逸待劳，吴、楚必定难以支撑，此计果然奏效。
然而，《史记·吴王濞列传》云：“（条侯）至淮阳，问父绛侯故客邓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粮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罢极，破吴必矣。’条侯曰：‘善。’从其策，遂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粮道。”（《汉书·荆燕吴传》亦采用《史记》如上记述）此种叙述较诸《汉书·周亚夫传》，则大相径庭，显示危急关头，周亚夫颇有关乎一己利益之考虑，他采纳父亲周勃门客邓都尉的策略，此邓都尉颇有战国纵横家之遗风，当时七国乱起，形势诚如上述《汉书》所云“赵涉遮说亚夫曰：‘将军东诛吴楚，胜则宗庙安，不胜则天下危。’”文、景二帝既祭起削藩大旗，又防范军功大臣犯上作乱，因此，实际上，作为绛侯之子的周亚夫处境十分微妙，也在盘算进退安危（按，《汉书·绛侯周勃世家》，周勃虽有功于立文帝，却曾经被逮捕入狱），所以“吴梁相敝”，而自己作壁上观，既无损自己利益，又坐收渔翁之利，此于他而论，绝对是上策。然而，此建立在梁能坚守前提之下，若梁不守，吴、楚继续西乡，如果兵临长安，则局面更加危殆，到那时，拥兵自重的周亚夫是否会另有企图？是否首鼠两端？甚至从中渔利？此在君臣关系紧张到临界点的景帝时期，均难言矣！而平乱之后，周亚夫迅速被置之死地，其中缘故，盖非与梁孝王“有隙”那么简单，景帝所谓“此鞅鞅，非少主臣也”，看出其不肯臣服的桀骜之气，这是周亚夫不得善终的主要原因。
作为惨败一方，吴、楚在战乱中的表现，《史记》《汉书》之叙述显得详略有别。吴王先起兵，他孤注一掷，要与朝廷决一死战，起兵的具体时间是景帝前三年正月甲子，起兵的地点是广陵，兵力达到二十余万人，吴军西进渡过淮河，于是与楚军会师合并，打着“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的旗号，杀向长安。然而，用兵尚奇，吴王封田禄伯为大将军，田建议：“兵屯聚而西，无它奇道，难以立功。”他主张分兵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此即在行进中，寻求扩大同盟军，以壮大实力，当时诸侯控制地盘不到汉朝廷所拥有之十分之二，在这样力量对比形势下，田禄伯的策略十分明智。然而，吴王太子指出吴王所陷之困局，就是吴王之兵以反为名，担负着血海似之干系，假如田氏“擅兵而别”，难保他不会心生他想，甚至反戈一击，亦未可知。所以，吴王不敢放权，只好令吴兵首尾相续，单线西进，且不用吴少将桓将军迅速占领战略要地和粮仓的计划，当粮草军需后勤保障被切断，吴、楚也就无计可施了。
是否吴楚七国注定只有死路一条？《史记·吴王濞列传》使用闲笔，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太史公记载，有一下邳人周丘，平时不被吴王看重，可是，他却能够单枪匹马，一夜召集三万人，助吴王攻打至城阳，当时已拥兵至十余万了，只是听说吴王败走，他也疽发背死。可见若不过于患得患失，吴王能够大胆用兵，吴、楚未必如此遽然铩羽而败。可叹吴王有勇无谋，丝毫不懂用兵之道，遂导致彻底的失败。
七国与朝廷相持三个月，在此前汉重大历史中，楚与吴并称，可是相较于吴的详细记录，关于楚在其间之作为，却鲜有正面的叙述。唯《史记》《汉书》借助吴王之口，道出楚王对于文、景的刻骨仇恨，几乎到了食肉寝皮的程度，此是他呼应吴王召唤，联手起兵的主观动因。
《史记·楚元王世家》云：“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戊则杀尚、夷吾，起兵与吴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与汉将周亚夫战。汉绝粮道，士卒饥，吴王走，楚王戊自杀，军遂降汉。”（《汉书·楚元王传》记述承袭《史记》上述文字）其实仅交代了楚王戊的最后结局。学界认同今本《史记》已非《太史公书》之原貌，而无论《史记·楚元王世家》，或者《汉书·楚元王传》，两者实同出一源，与楚元王后人刘向、刘歆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其间保存着向、歆父子的手笔，甚或总体而言，是站在向、歆父子立场来结撰楚元王家族史，故而，《史记·楚元王世家》和《汉书·楚元王传》均不脱向、歆父子之影响。
刘德、刘向、刘歆一支，出自楚元王子休侯刘富，刘富即楚元王之子，而楚王刘戊则是楚元王子上邳侯刘郢客之子，刘富与刘戊属叔侄关系。吴楚叛乱平定之后，景帝未将楚元王子孙斩草除根，景帝甚至立楚元王另外一个儿子宗正平陆侯礼为楚王，奉元王后，是为文王。刘富也得以幸运地保全身家性命，此除了“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的原因之外，景帝之所以手下留情，可能亦考虑朝野舆论观感，因此对待宗室尚不至于过分惨礉少恩。
虽然刘辟疆非红侯刘富之继位人，但是刘富传国至曾孙，由于无子，也绝传了。刘富——刘辟疆——刘德——刘向——刘歆，此楚元王所出之一支，却改而出仕于朝廷，向、歆父子更作为文献、史学大家，几乎成为整个前汉历史之代言人。因而，通观《史记》《汉书》，相对于吴楚之乱中，关于吴王吴濞的记述颇为详尽，而对待另一位主角楚王刘戊却显得吝于笔墨，其间缘故就十分耐人寻味。
刘戊作为一个蒙受冤屈、受逼而反的诸侯王，向、歆面对此位先祖刘富的兄长（至少是同父的关系），其情感复杂而微妙，即使不能够秉笔直书，却也不可无端丑化污蔑，至少要为尊者讳。因此，史书记载刘戊，使用简之又简的史家笔法，仅保存景帝朝廷所颁布的楚王罪行，如《汉书》本传所谓“淫暴”，再交代其人谋反、自杀的终局。然而，故意隐藏史料，在历史的空白之处，悬置一个面目不清的楚王刘戊，却寄寓着史家深深的怜悯，令后世读者产生无尽的想象。
在今本《汉书》中，不知是否出自有意的安排，在别处又隐约地透露楚元王之刘郢客、刘戊一支的遭遇。《汉书·韦贤传》叙述：“韦贤字长孺，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韦孟做过楚元王子孙两代人的老师，他是历史的见证人。而在今本《汉书·韦贤传》中，借助韦孟所作谏诗，指责他不能保持先祖基业：
于赫有汉，四方是征，靡适不怀，万国逌平。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辅。兢兢元王，恭俭净壹，惠此黎民，纳彼辅弼。飨国渐世，垂烈于后。乃及夷王，克奉厥绪。咨命不永，唯王统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
何如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继祖考！邦事是废，逸游是娱，犬马繇繇，是放是驱。务彼鸟兽，忽此稼苗，烝民以匮，我王以媮。所弘非德，所亲非俊，唯囿是恢，唯谀是信……
此种穿插于《韦贤传》的写法，反映出像楚元王等诸侯王无不小心翼翼，想永做朝廷之藩王，然而，却事与愿违，欲臣服而不得。此诗出现于此《传》中，想必是给刘戊一生作一交代，惋惜其人不能保家守业。然而，此时诸侯命运岂由自家主宰！
七国最后被消灭者，是赵王遂，吴楚之外，在实际军事对垒方面，要数赵国抵抗最顽强，其过程最惨烈。《史记·楚元王世家》云：“遂既王赵二十六年，孝景帝时坐晁错以适削赵王常山之郡。吴楚反，赵王遂与合谋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谏，不听。遂烧杀建德、王悍，发兵屯其西界，欲待吴与俱西。北使匈奴，与连和攻汉。汉使曲周侯郦寄击之。赵王遂还，城守邯郸，相距七月。吴楚败于梁，不能西。匈奴闻之，亦止，不肯入汉边。栾布自破齐还，乃并兵引水灌赵城。赵城坏，赵王自杀，邯郸遂降。赵幽王绝后。”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赵王遂之军队体现了韧的战斗精神，似迥然有别于吴楚之脆弱。
（作者单位：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