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诗文的整理本，今以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最为通行。《校注》收入《七步诗》，注云：“案此故实已见于六朝文中，如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有句云‘陈思见称于七步’，似不能以本集不载，即云出于附会而删之，应存疑。”其意是不宜因曹植本集不载此诗而不录，不妨以“存疑”的态度收在集子里。道理是不错，问题在于既然“本集不载”，便有必要对《七步诗》入集情况作一番认真的梳理。理由是传世曹植集的早期版本，宋本《曹子建文集》（清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现藏上海图书馆）和明活字本均未载《七步诗》，这为考察《七步诗》的真伪提供了直接的实物版本依据。再者，唐李善注《文选》亦引及本集，也提供了唐本曹植集是否载有此诗的文献佐证。《七步诗》是否需要辑入本集，要重视存在的“本集不载”现象。
黄永年先生在九十年代初撰写考证《七步诗》的文章（《曹子建集二题》，载《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指出清卓尔堪编《合刻曹陶谢三家诗》最早否定《七步诗》为曹植作，称誉为：“有见解，有断制。”兹检清康熙刻本卓编《三家诗》（国家图书馆藏本，编目书号13548），其中《曹集》卷一载此诗，云：“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题下有小注称：“本集不载。”诗末有校语称：“萁向一作萁在，釜下一作釜中。”评云：“七步者，言子建尝七步而能诗成，犹八叉手之谓，魏文岂有诗不成而行大法之理？此诗亦尝时以煮豆起兴者，非对其暴戾之兄而敢作此语。《世说新语》亦齐谐之余，小说之祖，因此诗‘同根’‘相煎’，似对其兄语，以七步附会之耳。煮豆然豆萁，亦非子建口气。”算是将此问题说得比较清楚了，《校注》不应忽视。其实卓氏也并非首发此论者，明人冯惟讷编《古诗纪》（据明嘉靖三十八年冯惟讷自刻本）之《魏诗纪》卷四所载此诗，诗题下已注称“本集不载”。恐怕卓氏依据的正是《古诗纪》，只是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考虑到宋本毕竟不易于经见，故冯惟讷、卓尔堪所称之“本集”应该指的就是明活字本。按明正德五年（1510）田澜序（载明舒贞刻本《陈思王集》）称：“往岁过长洲，得徐氏《子建集》百部，行且卖之无余矣……盖彼活字板初有数，而今不可得也。”徐氏《子建集》即此明活字本，推断曾印卖较盛，是明人读曹植集的重要版本。
宋本不载《七步诗》，说明宋人还没有将它视为曹植的作品而入集。但宋本曹植集毕竟是北宋初的重编本，而非六朝旧集，甚至可靠性还比不上唐代流传的曹植集。按《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曹植集有三十卷本和二十卷本两种版本，其中三十卷本即《隋志》著录本。笔者在《曹植集研究三题》（载《许昌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中，已考证今宋十卷本祖出唐二十卷本，而李善注《文选》所引的曹植集属三十卷本，而且还属曹植自编全集本系统。那么唐本曹植集中是否收《七步诗》呢？有理由相信，祖出唐二十卷本的今宋本不收《七步诗》，同样也符合唐二十卷本。至于三十卷本，李善凡引此本中的曹植诗文皆径引篇题（引曹植集中之注则称“《集》曰”云云），不再赘称《集》。而注《文选》卷六十《齐竟陵文宣王行状》“陈思见称于七步”句，却引《世说》云：“魏文帝令陈思王七步成诗，诗曰：萁在灶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表明李善依据的曹植自编集中没有《七步诗》，只能引最早载该诗的《世说新语》作注。同样，《初学记》（据明嘉靖十年锡山安国桂坡馆刻本）卷十“中宫部”引刘义庆《世说》云：“魏文帝令东阿王七步成诗，不成将行大法，遂作诗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大有惭色。”又敦煌P.2524《语对》残卷云：“陈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文忌之……帝命令七步成诗，若不成，将诛王，应声曰：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并何乃急。帝善之。”虽未标注出处，但引自《世说》似无疑问。印证唐初人看到的《七步诗》都是出自《世说新语》，而非曹植集。按《世说新语·文学》（据明嘉靖十四年袁氏嘉趣堂刻本）载曹植作《七步诗》，云：“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疑脱‘豉’字）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上述唐人所引三例均由六句体易为四句体。
唐宋時的曹植集都没有收录《七步诗》，出现在集子里最早是明正德五年（1510）舒贞刻本。舒贞本有正德五年田澜序称“《七步诗》散见诸书”，遂辑入本集，收在卷九末题“《七步诗》附”。“附”字可以看出态度还是很老实的，表明这首诗本不在集，而是据它书附入其中。但舒贞本之后的明嘉靖二十年（1541）胡缵宗刻本、嘉靖二十一年（1542）郭云鹏刻本和万历三十一年（1603）郑士豪刻本，均将“附”字删掉，堂而皇之地作为曹植本人的作品。是明人将《七步诗》落实为曹植的作品，而曹植集通行本的面貌恰好又是明人建构的，遂造成《七步诗》真伪问题的分歧。故雍国泰先生称：“在目前流传的《曹集》中，即使载有《七步诗》的本子，也不能断然加以肯定。”（《七步诗与曹植》，载《四川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甚为通达！该文比黄文发表早一年，九十年代初之所以如此引起学界的注意，与八十年代出版《校注》还是有很大关系的。中华书局2016年新版《曹植集校注》载赵振铎先生《再版后记》，称八十年代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载其父（即《校注》作者赵幼文）之语云：“书出版了，有人写文章评论，说明它有社会影响，应该是一件好事。论文里面有一些意见值得重视，下次再版时应该考虑采纳。”这件事提示基本典籍的整理工作，还是能够促发针对某些问题的商榷争鸣和深入思考。可以说，以文献整理来带动学术问题的工作方式，应该成为当下文史研究中突破瓶颈的重要途径。
话再回到《七步诗》的问题。《世说新语》创造的《七步诗》文本，据任昉“陈思见称于七步”似乎在南朝齐梁时已流传开来。但南朝同时也有曹植集的流传，有本集作为依据，人们不必担心真的会“挂在”曹植的头上，也不觉得这样做有何不妥。另外卓氏所言：“《世说新语》亦齐谐之余，小说之祖，因此诗‘同根’‘相煎’，似对其兄语，以七步附会之耳。”很有启发性！说明考察曹植的《七步诗》，不要仅局限于经典层面的文献典籍（《世说新语》及据之转引的典籍），还要注重世俗层面的通俗记载。因为，自《世说新语》之后，曹植形象逐渐成为小说家言演义的重要素材，甚至还渗透到俗文化的层面，导致《七步诗》的情节及文字面貌也相应变化。李小荣老师有篇文章《七步诗生成流播过程中的佛教因素》（载《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第6期），提及晚唐栖复撰《法华经玄赞要集》卷二十称引《七步诗》，云：
问：此方因何有梵呗？答：疏陈思等。按《历帝纪》云：魏文帝曹丕是魏武帝操之子，在位七年。武帝有二子，[一]号曹丕，二名曹植字子建。况（兄）曹丕主，封弟曹植为陈思王。陈思，郡名也，美貌有文，兄丕每礼重。偏置甄[妃]一阁，[植]遂被甄妃。后凌逼不从，自啮其臂。德困沐发，兄见妃后臂啮损，问得事由，便欲杀之。令行七步，诗成即不煞，如不成即煞。诗曰：煮豆然豆〔以〕其（萁），豆在釜中治。一种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既成已，遂免煞之，除为何（河）东候（侯）也。
印证晚唐时《七步诗》便进入佛教僧徒面向公众的经义宣解中，直接因素是曹植与梵呗的密切关系。至于曹植与甄妃事则纯属小说家言，虚构出不同于《世说新语》的另一情节。作诗字句也存在讹字，带有明显的世俗文化印迹，反映的正是《七步诗》脱离经典文本界域而进入世俗流传中出现的变异和改造。李小荣老师还提及唐咸通间人陈盖注胡曾《咏史诗》，云：“魏文帝立，乃欲诛之。公子！公子！乃何作双陆？初进之，帝方令七步作诗，乃免其诛。诗曰：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一种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遂免罪。初，为太后怜爱公子，文帝欲杀，白于太后。太后：吾不意此子若是！此乃由汝国法也！后乃免死。”双陆是皇权的象征，曹植作双陆意味着觊觎帝位之争，而不为曹丕所容。当然这同样是小说家言，情节虚构与《世说新语》和《法华经玄赞要集》则又不同。且与《法华经玄赞要集》所引《七步诗》相较，均作“一种同根生”，与传世本大都作“本是同根生”差异明显。藉此还原出的晚唐通俗世界中所传《七步诗》面貌，与经典文本很不同，呈现出经典与世俗并行不悖的两种界面态。而据考证作于北宋初的旧题唐柳宗元撰《龙城录》，尽管并未提及《七步诗》，却也记载了有关曹植的故事，云：“韩仲卿（即韩愈之父）日梦一乌帻少年，风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邺李氏。公当名出一时，肯为我讨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阴报尔。仲卿诺之，去复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检邺中书得子建集，分为十卷，异而序之，即仲卿作也。”之所以再引此条记载，是想说明大概中唐之后民间开始大量涌现以曹植为原型的逸事，而作为最有“噱头”的《七步诗》自然成为编造这些逸事的主要素材。而这些记载相较于经典文献（即《世说新语》及据之转引的典籍），有着明显的通俗性。
而改造最著者恐怕要属《太平广记》（据明嘉靖四十五年谈恺刻本）。书中卷一百七十三《俊辩》“曹植”条云：“魏文帝尝与陈思王植同辇出游，逢见两牛在墙间斗，一牛不如，坠井而死。诏令赋死牛诗，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斗，不得言其死。走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尽不成，加斩刑。子建策马而驰，既揽笔赋曰：两肉齐道行，头上戴横骨。行至土头，峍起相唐突。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赋成，步犹未竟，重作三十言自愍诗云：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萁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世记》。”同卷“边文礼”条和“荀慈明”条均注明出自《世说》，证与《世记》似并非同书。相较于《世说新语》不仅文字有差异，情节也很不同，还是有别于甄妃、双陆的又一情节。很难确定这则情节源自何时，但大致应也产生在晚唐五代北宋初这个时段内，再次印证曹植形象集中世俗化、故事化发生在此时期。在此过程中，着眼于情节的需要而不断移植、改造既有的《七步诗》面貌，从而造成其文本“变动不居”的现象。
《世说新语》本具备小说家言的特点，特别是营造的《七步诗》情节。但由于文人的垂愛和推崇，本身已跃居经典文献的“行列”。因此凡是经典性层面典籍中的《七步诗》，均祖出《世说新语》，而保持着大致的稳定性。而在通俗性层面，故事情节演义的需要则赋予《七步诗》更多的文本表现面貌。具体到《七步诗》进入曹植集之前的时代，由于《集》中根本就不存在《七步诗》，故不管《七步诗》在通俗世界如何变花样，都不会视为曹植本人的“真实”作品。况且着眼于通俗化需要，而构建出来情节本是小说家言的虚构，心知肚明，也就更不需要有所“忌惮”了。归根结底，还在于有“权威”定本曹植集作为约束。通过经典和通俗两层面的梳理，可以清楚《七步诗》多种变化的根源在于《世说新语》赋予的虚构性；而在曹植集呈现出的真实文本世界中，《七步诗》不过是一首压根不属于本集的“集外诗”。明人重编六朝人集存在尚博倾向，其用心是良好的，目的是将相关的资料尽可能一网打尽。但也因“务得贪多”而“失于限断”（《四库全书总目》之语），导致一些伪作混入其中。后人不察，不做版本源流层面的文献甄辨，很容易将之作为凭信的依据。职是之故，《校注》不宜将《七步诗》置于正文之中，完全可以视为伪作，最多也只是列在“附录”中以供参考可也。
新版《曹植集校注》，由中华书局重加编校出版，有裨学界良深！绝不宜以此小眚而淹全书之大德，况且这也是尊重作者著述原貌的结果。怎么更好地处理？近读明张燮编《七十二家集》本《陈思王集》，正文卷四中也收录了该诗，但在篇题下有行小注，云：“《世说新语》曰：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张燮显然清楚此诗的真伪性问题，附加此条小注以交代来源。《校注》也不妨照此方式，以编者按在篇题下附加此小注。尽管《七步诗》出自《世说新语》属常识，但如此处理可于“无声”之中避免歧解。新版《校注》是好的开端，期待有更多的六朝别集校笺整理大著付梓问世，从而将六朝文学文献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