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泰戈尔

魏风江

我一到圣蒂尼克坦国际大学，立即进入一个音乐的国土。晨唱队嘹亮的歌声，从朝露未干的密林间传来；晚唱队轻快的欢唱，在夜风习习的星空下展开。圣蒂尼克坦的一天，以音乐开始，以音乐告终。

国际大学的文娱活动多，所以载歌载舞的场面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古鲁特父对师生演讲时常夹杂着朗诵或吟咏，也必有管弦伴奏着。林间上课休息时，同学们往往高歌一曲，此应彼和；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南郭先生”，也乐于参加其间。国际大学的教育显然是在音乐的气氛中进行着的。

住在坦坦别尔亭中央一间的法国人福盖，经常在留声机上放着一张印度歌曲的唱片。那种忧郁中带有甜味的音调，最易激动一个刚离祖国游子的情绪。我能用简单的法语，与福盖迅速地认识起来。

福盖对我说：“你喜欢这印度音乐吗？这就是泰戈尔谱写的乐曲。它不像普通印度音乐那样只是曲调无穷的重复。它由舒缓而趋于急遽，由轻快而趋于激昂。在热情奔放的时候忽而显出约束，使人常处于意犹未尽的感觉。这就是泰戈尔音乐的特点。”

我说：“我们中国也有‘余音袅袅，不绝于耳’这句话，你所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他说：“一点不错，就是这个意思。”

他问我中国音乐的情况，我实在说不出一个究竟。我的老师丰子恺先生精研西洋音乐，教的是李叔同先生的歌曲，他自己又乐于听梅兰芳的唱片。我对中国音乐情况极为模糊，所以我只有含糊地回答他几句。可是他说“你们中国的广东音乐是非常吸引人的”，这倒是我未之前闻的。

我庆幸自己对音乐没有说过一句外行话，因为后来我知道，福盖是法国一个造诣极深的音乐家，他专程来国际大学研究印度音乐的，尤其是泰戈尔的音乐作品。

福盖说道：“泰戈尔以印度各种古典音乐和各种地方性的音乐为基础，进行融合，注入了自己的创造，而成为今日生气蓬勃的泰戈尔音乐。他对印度音乐的贡献，较之于他祖辈的一个音乐家莫汗·泰戈尔要大得多了。”

莫汗·泰戈尔曾创办“孟加拉音乐学校”和“孟加拉音乐院”，还著有不少论述印度音乐和乐器的书，莫汗·泰戈尔曾努力要对孟加拉音乐进行革新，但没有成功。泰戈尔继承了这个工作，而增以内容丰富的歌词，形成了完美的孟加拉音乐，流传于全印度。

福盖藏有泰戈尔音乐的唱片一百多张，备有详细目录。他知道我刚从寇深千里的中国来此，所以经常放一些爱国主义思想浓郁的歌曲给我听。

他说：“你听，这歌曲虽然不像马赛曲那样激昂，但它的歌词由缠绵细腻逐渐达到高昂开阔，它的旋律由单纯弛缓而递升到繁复急遽，把人们的情绪追逐到沸点了。”

福盖拣出了一些泰戈尔爱国歌曲的歌词，我一一看了。确实找不出有像马赛曲那样的歌词，什么“祖国的儿子呀，光荣的一天来到了！”什么“冲呀，向那暴君进攻呀！”等等。可是那种扣人心弦的歌词，难道还不足以激起志士们的热血沸腾吗？如：

如果你奋起而反抗，

上帝就给你以光荣；

如果你消沉而退却，

他就蔑视你了。

又如：

我的祖国呀！

我对你贡献了我的身体，

我为你牺牲了我的生命，

我为你而哭泣，

我的音乐也将唱着为你祈祷！

又如：

纵使我的臂腕无力，

也将为你高举；

纵使我的刀已污锈，

也将斩断那束缚你的铁链，

我亲爱的母亲！

又如：

颠沛艰苦的爱国者呀！

即使你只剩下一根肋骨，

也要用电的火把把它点亮，

跟着那光明前进！

我当初以为同学们所唱的各种歌曲，都是一些赞美自然之曲，颂扬神明之辞，没有想到大都是些爱国的歌曲。古鲁特父说：“音乐可以补语言之不足。”“音乐冶情陶性，是教育的基础。”现在我懂了，古鲁特父是用音乐培养国际大学学生，也就是培养全印度人民，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牺牲的精神。

由于福盖——一个父亲曾参加过巴黎公社壮举的儿子，对我的鼓励，我迅速从留声机上学会了两三首“泰戈尔歌曲”。

同学们对我说，古鲁特父的歌曲流行在全国各地，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回教徒，是锡克教徒还是巴西教徒，是桂甲拉底的商人还是马赫拉许特拉磨坊工人，是北方边境白色的巴桑人还是南方海边黑色的德拉维地安人，是坐在手纺车边的甘地学生还是组织集体农场的共产主义者，无人不在唱着他所创作的歌曲。被逮捕的爱国青年在法庭上唱着泰戈尔的歌，痛斥异国统治者的审判官；志士们高唱泰戈尔的歌，走向刑场慷慨就义。

浦那监狱的一个狱吏，曾经说道：“经常在深夜里，突然从某一个狱室里发出歌声，接着五个大楼，楼上楼下所有的狱室，都一起高唱起来，那是泰戈尔的歌，如群狮怒吼，声震全市，就是整个监狱的犯人越狱，也不会比这更使人震惊了。”

泰戈尔的歌曲正像他的诗词一样，无论是抒情写景，或者是祈求神明，都是要把人们的情绪点燃到炽烈程度，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所以国际大学的音乐教育，又岂止是陶情冶性而已？

我常见古鲁特父在书室内谱曲的时候，独自反复吟咏，不断推敲。傍晚时候，他常坐在乌托拉阳阶前一张藤椅上，对着坐在他脚跟的几个师生低声试唱他自己新作的歌曲。时而柔顺婉转，时而急遽高亢。一位年逾七旬的老翁，尚有如此壮健的歌喉，使我们没有一个不赞叹的。

波桑尼克女士说：“古鲁特父是一个诗人兼音乐家，所以他的歌曲虽然没有违反印度几千年的音乐习惯，却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不能说他胜过其他音乐家，但别的音乐家不一定同时是诗人，所以都要让他一筹了。古鲁特父年轻时是一个卓越的演员和歌唱家，经常上台演唱。不过现在究竟是高龄了。歌唱时往往显出与昔年不大相同了。”

我每次踏进乌大阳大厦，虽然受到欢迎，但内心总是感到惶愧的，因为这里是一个音乐、舞蹈、绘画的艺术之宫，而我对这些都是一窍不通的。我常这样想，如果我是一个志在研究印度艺术的人，乘古鲁特父和纳达拉尔·波斯等尚健在的时候，到印度来学习印度的音乐、舞蹈和绘画，那一定会更有所得了。我相信，古代赖以维系中印人民关系的是宗教的交往。以后两国人民的友谊，恐怕要依赖艺术的交流来增强了。

我把这个想法，写信给老师丰子恺先生。丰先生在回信中说：“印度人民从古以来，在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刻、建筑等上的成就是异常丰盛的，要研究印度是研究不完的，你钻研印度历史文学志趣很高，但一个人精力有限，不能见猎心喜，兼顾各方，获其常识即可。”

丰先生的话壮了我的胆。我初到国际大学，对任何人必先作自我介绍，说明自己是一个学生，所以没有人会苛求于我。在师友面前我从不装不懂为懂，但我对乌托拉阳画厅内挂着的那幅古鲁特父绘的画，却感到很大的兴趣，常常凝神端视不肯走开。上面画的是一个人对落日长跪不起，他身旁立着一头皮包骨头的高大骆驼。我觉得这颇有中国古词曲中“古道西风瘦马”的意味。

纳达拉尔·波斯微笑着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懂得这画吗？如果你喜欢它，出一万五千卢比，这画就是你的了。”

我说道：“抱歉，我买不起。怎么，古鲁特父的画这样贵吗？”

波斯先生就把这画的来历告诉我，他说：“这画是古鲁特父描摹他一个侄子、大画家阿伯尼德拉纳特的一幅名作而成的。阿伯尼德拉纳特是印度古画的革新者，也就是孟加拉国粹画派的创始者，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画家。他有几幅极有名的画，如‘放逐的耶克撒’（Exiled raksha），‘母国印度’（Mata Bharat）和‘旅途的终点’（The end of the journey），就是这幅‘旅途的终点’，法国巴黎博物馆曾出价一万五千卢比，但他不肯出售。在加尔各答的一次展览会上，这画几乎被窃。后来就珍藏起来。古鲁特父照原画描摹了一幅，以满足求见这幅名画的人，这画就是！”

“那么”，我笑着说道：“阿伯尼德拉纳特加上罗宾德拉纳特，这幅画就要卖双倍的价钱了。”

老人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我要求纳达拉尔·波斯先生给我看几幅古鲁特父的作品。他说：“凡是1930年在巴黎、哥本哈根和莫斯科展览过的一千几百幅画，都已装箱珍藏起来。欧洲人对古鲁特父的画评论很多。他们说他画既不像任何欧洲画派，又没印度莫牙儿画派的痕迹，甚至也不像是印欧混合的国粹派。乃是他自己特殊的一种创造。”

波斯先生从画桌抽斗内拿出几张小幅的古鲁特父画。有远山近水、天抹微云的风景写生；有神情毕肖、衣衫朴素的人物描写。我看了，的确没有印度古画那种纤细的描绘，也没有印度现代派那种飘逸的线条。有两张是把一个妇女的脸面隐藏在披头散发之间，或是倚门，或是祈祷，颜色浓重得使人吃惊。我想，古鲁特父的诗像旭日方升的早晨，古鲁特父的画却如晚霞将灭的黄昏，看了使人内心沉重。

我对波斯先生说：“我们中国人，也喜欢描绘女人的脸面，张张月份牌上都画的是美女，古鲁特父的画也多绘妇女的脸面，何以毫不妩媚？”

波斯先生说：“古鲁特父把妇女的愁惨或怅惘以及其他种种不愉快的表情，都放在他的画面上了。但是，”波斯先生继续说，“古鲁特父也有笑语温存的人物描写。他在画中喜欢用浓重的色彩。他用的画笔中有中国的毛笔。”波斯先生又说，“古鲁特父十分喜欢中国古画。他在北京时，曾收购两幅名画，有人指出是赝品。古鲁特父说，赝品也是好的，因为赝品也是一个不凡的中国艺术家画的呀！”

波斯先生还说：“古鲁特父不大喜欢西洋的油画，认为油画太多矫揉造作的作品了。”

古鲁特父常在他的书室中作画，我可以走近去看，看他伸纸在桌上，任意涂抹，顷刻即成。都是小片。有一张画使我发笑，一头猛虎扑一双飞蝶，头碰在一块嶙峋的岩石上，我看得懂这张画，所以我喜欢它。

那时，从国内寄来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和《小说世界》，按月收到。《东方杂志》常刊有一些古画，我剪下后，送给波斯先生和古鲁特父，他们非常高兴。《小说月报》和《小说世界》上，常有丰子恺先生的漫画，有一次我剪下几张送给古鲁特父，他仔细看后，说道：“你们中国的书法也是一种艺术，这位画家，把书法的艺术应用在绘画上了。”

我说：“丰先生的画，都有一句诗词，作为题旨，如‘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等等。”

古鲁特父说：“这是诗与画的具体结合，也是一种创造。”

古鲁特父说：“艺术的描写不必详细，只要得到事物的精神即可。你的老师这几幅画，就是用寥寥的几笔写出人物的个性。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高度艺术所表现的境地，就是这样！”

我有一次把古鲁特父所作的两张画寄给丰子恺先生，一张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的脸庞，合着双手，祈祷着；一张是一个女子站在窗前抬起头，向多云的天空凝视着。

丰先生在回信中说道：“寄来泰戈尔的画，第一幅的题意是‘忧郁’，第二幅是‘怅惘’。印度妇女在封建制度、宗教戒规和外来压迫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已经千百年了，泰戈尔是第一个人把印度妇女抑郁的形象用绘画表现出来了。”

丰先生的话是对的。古鲁特父说过，印度妇女不解放就没有印度的解放。他甚至说，各国的妇女不解放就没有各国人民的解放，男子们把世界弄糟了，让觉醒的妇女来拯救世界吧。我想古鲁特父最好画一些秋瑾持刀那种英姿飒爽妇女的形象。

我诚意地想把中国的艺术家丰子恺先生和印度的艺术家泰戈尔联系起来。因为两老的绘画、音乐和文学在国内都是著名的，而教育思想更有许多的共同之点。我觉得这种联系，由一个他们俩共同宠爱的学生来牵线是最适宜的了。可是，他们两人除了互相欣赏、互相赞佩之外，再没有进一步的交往。这是由于我的才学不足以负起这样的重任，是对不起两位老师的。

原载于《我的老师泰戈尔》，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魏风江，印度国际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