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新课标”的选择

——语文“新课标”的选择

郝岚

众所周知，泰戈尔在中国的经典化是随着他的被译介而分阶段进行的。自1913年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快就为中国人所知晓。当年，钱修智于《东方杂志》第十卷第四号发表《泰戈尔氏之人生观》，成为中国第一篇介绍泰戈尔哲学思想的文章。然而，北京大学知名教授陈独秀先生却是中国翻译泰戈尔的诗歌并介绍他的生平的第一人。他以五言古诗的形式从诗人的代表作《吉檀迦利》中选译了四首诗歌，刊登于1915年出版的《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自此为数不少的中国学者与作家开始研究和翻译泰戈尔的作品，这第一阶段的高潮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以郑振铎、冰心、徐志摩等人的诗歌翻译、介绍作为代表，以1924年泰戈尔访华事件推向高潮，此时的重点主要是泰戈尔的诗作。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一些知名学者和翻译家纷纷修订自己的旧译，推出新译。高潮出现于1961年泰戈尔百年诞辰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精装《泰戈尔作品集》，除去泰戈尔的诗集如《吉檀迦利》《园丁集》《故事诗》之外，30余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沉船》《戈拉》等也被收入其中，受到重视。第三个阶段是以1981年泰戈尔诞辰120周年为契机，对泰戈尔的译介全面推进并向纵深展开，标志性成果就是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24卷本的《泰戈尔全集》，近1000万字，一半内容是首与中国读者见面。

进入21世纪后，泰戈尔的全部作品已有了中译，那么中国当代普通民众是怎样看待这位经典作家的？他的主要身份和经典作品又是怎样的接受面貌呢？

近年来，中外文坛对于何谓经典以及文学的经典化问题都展开了激烈讨论，但有一点是共识：文学经典是被权威遴选并为世人常用的名著。1993年美国学者约翰·基洛瑞出版了《文化资本：文学经典之形成》一书。书中借用了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的概念，将文学经典和“学校与文学课程的社会语境就是‘阶级’”联系了起来。基洛瑞反对那种以为文学经典的形成依靠的是个人特权或社会偏见与意识形态的观点，认为关键在于文化资本的学校分配：受教育权、文学作品的入选以及文学教育的目的如何等等。因此基洛瑞在此书中主要讨论了学校的作用，教学大纲、课程等。“社会和制度机构语境中经典的‘形式’（canonicalform），这一形式我们称之为‘文学’，组织了教学大纲并决定选择标准。”因此学校教育为主的一个制度化语境与文学经典形成的关系值得关注。与中国文学界过从甚密的荷兰学者佛克马也认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佛克马也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不过即使是用于教育，也可以分为基础教育和大学的文学教育，看似大学的文学教授怎样评价、大学的文学史和作品选怎样遴选似乎更有决定意义，但是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是一个孩子培养最初文学品位的蓝本，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尽管泰戈尔在新世纪中国的经典化有多个考察角度，我们这里不妨从语文课本着眼。

2001年中国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对教材编写有8条建议，其中第5条：教材选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题材、体裁、风格丰富多样，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2003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它与2001年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一起简称“新课标”。附录一中《课外阅读建议》诗歌散文部分，推荐了包括泰戈尔诗选、郭沫若《女神》、普希金诗、鲁迅杂文、朱自清散文在内的五位作家作品。

“新课标”颁布后，各出版社纷纷推出自己的《语文》教材，影响较大、使用较广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版）和江苏教育出版社（苏教版）的《语文》教材。与此同时依据《课外阅读建议》各出版社也纷纷打出“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课外阅读推荐书目”等名目，编选名著或名著解读，笔者本人就曾奉命为某出版社专门撰写了《解读泰戈尔诗选》一书。无疑，教育部的这一行为推动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的普及化，这也可以理解为“经典化”的加强。

教材是教师从事教学的载体和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的基本对象和范例。语文教材应该选择什么类型的文学作品，一直以来颇具争议。语文教材是社会对学生进行祖国语言文字教育，培养思想品德的基本材料，是语文教育目标、课程标准的具体体现。任何语文教材都不可能包容所有的文学遗产，而只能是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对现有文学遗产有选择地加以筛选。也正是通过对作品的价值选择与价值赋予，一部分文学作品流传下来，而另外一部分文学作品则慢慢消逝。所以，不同作家的作品能否进入课程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命运，这也正是泰戈尔作品在新世纪经典化过程中应该关注的一点。

人民教育出版社（简称人教版）与江苏教育出版社（简称苏教版）《语文》教材所选泰戈尔相关作品一览：

通过列表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影响较大的两个版本语文课本（人教版与苏教版），对泰戈尔相关作品选择都是六篇（首），主要是诗作，而且主要集中于描写儿童的《新月集》和短小的《园丁集》。这当然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特点决定的。比较集中共同之处是《金色花》都被选入七年级上册课文，人教版是以与冰心《纸船》比照阅读的方式出现的，苏教版是以《泰戈尔诗三首》出现，另两首同样出自《新月集》：《告别》和《榕树》。

《新月集》于1913年译为英文由英国伦敦麦克米伦公司首次出版，但事实上，像泰戈尔的许多英文诗集一样，《新月集》也是译自诗人以前的孟加拉文诗歌，主要是诗集《儿童》。《儿童》出版于1903年，正值泰戈尔中年失妻丧子，心情可想而知。在山区陪女儿一边养病一边医治心灵创伤的泰戈尔，全副身心都放在为失去母爱的孩子补偿亲情上。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部儿童生活情趣的散文诗集。《新月集》的可贵之处在于年届不惑的诗人仍然可以以儿童的眼光和一只有魔力的笔，将读者从纷繁复杂的成人的世界，带到云端、带到波浪尖上，带到妈妈温柔静谧的臂腕里。这个童话世界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它把我们从怀疑贪望的成人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我们忙着费时间在计算数字，它却使我们重又回到坐在泥土里以枯枝断梗为戏的时代；……我们只要一翻开它来，便立刻得到两只有魔术的翼翅，可以使自己从现实的苦闷的境地里飞翔到美静天真的儿童国里去。”

《新月集》中的诗歌都是献给孩子的，作者用成人的心理，揣摩着孩童的志趣，以朴素的笔调，以明快的语言，清新的意境，描画出一幅幅孩提时代的欢乐图景。在那个“纤小的新月的世界里”，孩子是“可爱的小小的裸着身体的乞丐，所以假装着完全无助的样子，便是想要乞求妈妈的爱的财富。”他们要变成一朵金色花，“在新生的树叶上跳舞”；他们要在满月的夜晚，去枝头捉月亮；他们总是缠着妈妈问这问那，“妈妈，我是从哪来的？”“童话里的特潘塔沙漠在什么地方？”“如果我只是一只小狗，而不是你的小孩，亲爱的妈妈，当我想吃你的盘里的东西时，你要向我说‘不’么？”泰戈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稚态可掬的形象，这些形象把我们带回了久违了的童话世界。

虽然《吉檀迦利》是泰戈尔最负盛名的诗集，但是由于那类宗教诗中的神秘主义和“泛神论”对于中学生难于理解，所以语文教材中才更多选择了被称作“普及版的《吉檀迦利》”的《新月集》。

总之，纵观两个重要版本的语文教材选目，我们总结新世纪中国语文新课标对泰戈尔作品的经典化推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泰戈尔的当代面貌仍然首先是以一位伟大“诗人”出现的。在教学过程中，诗人访华、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以及与中国当代新诗的密切关系都是被提及，无疑加强了泰戈尔与中国的血肉联系。

“标准”要求学生九年课外阅读总量达到400万字以上，阅读材料包括适合学生阅读的各类图书和报刊。对童话、寓言等七类作品提出建议：诗歌散文作品部分举例，如“鲁迅《朝花夕拾》、冰心《繁星·春水》等”，虽然没有泰戈尔的作品，但众所周知，《繁星·春水》从创作机缘到整体风格都与泰戈尔关系密切，甚至有些版本教材干脆将泰戈尔的诗与冰心的诗放在一个单元中比照阅读，例如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的《诗两首》选的就是《金色花》与冰心的《纸船》，这无疑体现和加强了泰戈尔创作于中国现代新诗之间的关系。从中国现代诗引入这位外国诗人更易于理解，或者从泰戈尔的创作凸显中国现代新诗的特色强化了初中生的阅读体验，也是一个非常易于令人接受的教学方式。

二、教材篇目选择主要集中诗歌，诗歌集中于简短、清新、童趣的《新月集》。

人教版6篇中2篇来自此，苏教版选自《新月集》的诗作更是占所有选篇的六分之五。“新课标”规定在7～9年级，可通过考查学生对形象、情感、语言的领悟程度，来评价学生初步鉴赏文学作品的水平。“根据文学作品形象性、情感性强的特点，可着重考查学生对形象的感受和情感的体验，对学生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应加以鼓励。”无疑泰戈尔的《新月集》能够协助七年级学生“欣赏文学作品，能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背景作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品味作品中富于表现力的语言。”（第四学段（7~9年级）（二）阅读，8条）

三、泰戈尔在新世纪语文教材中被经典化的主要是其诗作提供的形象性、情感体验，而并非他诗歌中对东西方文明及现代社会价值的批判。

语文是国民素质养成的重要基础，“新课标”颁布后，中国7~19岁的学龄人群在泰戈尔诗作的阅读中培育“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课程的基本理念”）继而“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课程的基本理念”）。虽然诺贝尔授奖词中说：“泰戈尔的作品意图调和人类文明的两极化，并为西方提供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他让人们追求灵魂的恬静与自然的和谐，这是诗意的，而非写实性的。泰戈尔是在自然中寻找神性的，他对这个神充满着赞美与热忱的奉献精神。这种虔诚与诗作达到了充分的和谐。这或许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神秘主义，但这一信仰有着坚实的时代基础，即全世界人的和平。”这一点在中学语文教育中还无法得到深切体验，一般都将留待大学文学课程教学中实现，这也是泰戈尔作品接受渐进性的体现。

后记：2010年夏天，作为上海双年展的一部分，“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邀请了印度著名学者帕沙·查特吉，他以《泰戈尔，中国和对民族主义的批评》为题作演讲，汪晖、戴锦华、王晓明、张汝伦、倪伟等中国学者根据查特吉演讲作现场回应。后来《南方周末》等很多重要报刊都予以了报道。查特吉用两个小时向中国听众重提往事，提出的问题是，80年前，无论印度和中国，知识分子都对国家往哪走提出不同路径，其中最主要的争论集中于西方民主政治；而泰戈尔反对西方政治制度甚至包括政治本身，反而提出部分回归印度传统的社群治理。80年后，泰戈尔当年讨论过的问题依然存在。虽然学界的争论与关注焦点已经开始转向泰戈尔的民族主义，但是在普通的中国民众心里，他更多还是一个创作了大量“清新小诗”的爱的诗人。

郝岚，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