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成长环境刍议

张忞煜

1913年，印度文豪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以其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人，也是第一位来自非西方文化背景的获奖者。泰戈尔的文学成就毋庸置疑，不过在今天看来，泰戈尔在20世纪初在西方文学界所获得的地位更像是东西方文化互动的一个有趣现象：一方面，泰戈尔被塑造成为了一个“东方圣人”，代表了神秘的东方文化；另一方面，泰戈尔又不同于他那些听不懂英语的印度同胞，被接纳为“西方绅士”的一员。泰戈尔获得或者说被赋予的这一“东西方文化桥梁”的特殊身份，与其成长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这种成长环境又与19世纪以来的世界格局息息相关。

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孟加拉地区站稳脚跟，并将这一地区作为统治中心。与之相应的，孟加拉地区成为西方文化在印度传播的桥头堡。无论是诸如印刷术等新的文化传播技术，还是包括英语文学、基督教在内的新的文化要素，都为推动孟加拉语地区文化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印度本土语言中，孟加拉语率先出现了报纸和杂志，随后产生了波斯语、古吉拉特语、印地语等其他语言的报纸（参见表1）。1826年8月出版的《亚洲学刊》（Asiatic Journal）这样描述印度本土语言报刊的发展：“在过去的七年中，使用印度本土语言出版并且面向印度本土读者的报纸数量由一份增加到了六份，其中四份使用孟加拉语，两份使用波斯语。”

表1 印度部分语种报纸出版时间

[2]Julie F. Codell. Introduction：The Nineteenth-Century Newsfrom India//Victorian Periodicals Review， Vol.37，No.2，The Nineteenth-Century Pressin India，2004：106~123.

[3]Ramananda Chatterjee.Originand Growth of Journalism among Indians//Annalsof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145，Part2，1929：161~168.对于Samachar Darpan的发行时间，也有说法是1819年，参见Julie F.Codell.Introduction：The Nineteenth-Century News from India//Victorian Periodicals Review：Vol.37，No.2，The Nineteenth-Century Pressin India，2004：106～123.

[4]Julie F.Codell,Introduction:The Nineteenth-Century News from India//The Nineteenth-Century Pressin India（Summer）,2004//Victorian Periodicals Review:Vol.37,No.2.106～123.该报纸的创办人为梵社创始人罗摩·摩罕·罗易。

[5]Ramananda Chatterjee.Originand Growthof Journalismamong Indians//Annalsofthe American A-cademyof Politicaland Social Science:Vol.145，Part2，1929：161~168.对于Samachar Darpan的发行时间，也有说法是1819年，参见Julie F.Codell.Introduction：The Nineteenth-Century Newsfrom India//Victorian Periodicals Review：Vol.37，No.2，The Nineteenth-Century Pressin India，2004：106～123.

[6]Bankkatlāl Ojha,Hindi Samācarpatrasūcī，Pt.1，Hyderabad （Deccan），1950.转引自R.S.Mc Gregor. The Rise of Standard Hindiand Early Hindi Prose Fiction//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and Ireland:No.3/4，1967.

[7]theory.tifr.res.in/bombay/history/newspaper.html

泰戈尔出生于1861年，此时的孟加拉地区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都可以算的上是印度各地区的“领头羊”。这种“领头羊”的位置一直伴随着泰戈尔的成长，而泰戈尔也以其不朽的成就进一步巩固了孟加拉地区在全印的领先位置。

孟加拉地区社会的巨大变革为新的社会精英的崛起提供了机遇，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家族正是其中之一。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祖父德瓦卡纳特·泰戈尔（1794~1846）凭借着商业上的成功奠定了泰戈尔家族在孟加拉地区的地位。德瓦卡纳特·泰戈尔不仅拥有大量庄园，并且还涉足蓝靛、糖、茶、煤等商品贸易，此外，与传统的地主或者商人不同，德瓦卡纳特·泰戈尔还涉足与英国人的贸易。在这一过程中，德瓦卡纳特·泰戈尔不仅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并进而以自身的经济实力开始支持包括罗摩·摩罕·罗易等在内的进步思想家的社会活动。德瓦卡纳特·泰戈尔在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之前便已过世，继承他家业的便是长子德温德拉纳特·泰戈尔，也就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父亲。

德温德拉纳特·泰戈尔“身上兼有三种不同的气质——对宗教的浓厚感情、对艺术的敏感性和对实际工作的精明善断。第一种气质反映在他精神上的唯心主义和对神灵的感悟力上；第二种气质表现于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中，表现于他的充满着优美而富于诗意的言谈和写作中；第三种气质体现在他对梵社的组织工作和对财产的卓有成效的管理方面。这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结合；此外，他待人温文尔雅，举止尊贵大方。他的才干和为人使他的名望与日俱增，后来人们称他为‘玛哈希’，即‘大圣人’”。德温德拉纳特·泰戈尔不仅在经济上支持当时的社会改革运动，同时也身体力行，为梵社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德瓦卡纳特·泰戈尔和德温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影响下，泰戈尔家族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家风：一方面泰戈尔家族相比印度传统婆罗门更加开放，广泛接受西方文化元素，泰戈尔家族的孩子也从小在英式学校中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泰戈尔家族虽然对当时印度教的一些习俗多有抨击，但却又具有很强的宗教情感，注重培养孩子的传统文化修养，而非“全盘西化”。如同孟加拉地区文化由于不同文化要素的结合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一样，泰戈尔家族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文化大家。德温德拉纳特·泰戈尔的长子德维金德拉纳特·泰戈尔是位著名的诗人、音乐家、哲学家和数学家。次子萨特因德拉纳特·泰戈尔通晓多种语言，是一位梵文学者，同时精通英语和孟加拉语。五子乔迪林德拉纳特·泰戈尔多才多艺，在诗歌、剧作、音乐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相比泰戈尔家族积累的商业财富和对精神文化的追求，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幼年的物质生活并谈不上奢侈。“这个大家庭的生活其实是非常简朴的，在饮食方面的要求是卫生和营养，绝不去追求美味佳肴……而且按照传统，鞋子和袜子要等孩子长到10岁时才依照宗教法规批准穿用”。泰戈尔自己也说，“我在同年时几乎不知奢侈为何物。总起来说，那时的生活水平比现在简单得多”。由于家中孩子众多，所以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可能并不会受到什么特别的关照，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形成自己的个性特点，尤其是对自由的热爱提供了条件。

与他的兄长一样，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也被送到了英国殖民者为了培养“英国式绅士”在孟加拉地区建立的西式学校之中，然而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对学校的印象并不好。“师范学校的特异之处我只记得一点，那就是：每天上课之前，全校学生都得在走廊上坐成一排，或是唱歌，或是诵诗……不幸得很，歌词是英文的，曲子也是洋腔洋调，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念的什么咒语；那毫无意义的单调的表演不会使我们快活起来”。“那里的老师我只记得一位了。他的谈吐粗俗，出于对他的极端轻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我都坚决拒绝作答。整整一年，我坐在教室最后面，别人忙着上课时，我却在考虑如何解决许多错综复杂的难题”。

热爱自由的天性、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正规的西式教育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印度社会，尤其是孟加拉地区的变化更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艺提供了一个舞台。

如上文所述，19世纪以来，孟加拉地区逐渐出现了新的社会精英群体。相比传统的婆罗门文化精英，他们无疑或多或少的“西化”了。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过程中，这些社会精英开始关注印度传统社会的一些不同于西方的习俗，并且希望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改良印度传统社会包括通婚、寡妇殉葬等在内的一些陋习。如上文所述，泰戈尔家族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也对此深感自豪。“我引以为自豪的是，我父亲曾是这场运动的伟大领导之一。为此，他被逐出教族，但他勇敢地承受了社会施加的凌辱。我在一种充满理想的气氛中长大。这些理想既是崭新的，又是古老的，要比当时有些人引以为荣的一切东西要古老得多”。

与这些西方文化因素一同进入印度的还有一套不同于印度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而欧洲殖民者在印度统治的阴暗面更加推动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并逐渐在新的社会精英的主导下形成了不同于1857年由旧式王公发起的民族大起义。在这个意义上，印度近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中国近代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无论是印度的精英，还是中国的精英，都处于这样一个困境之中：一方面需要学习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成分，另一方面需要保存自己。不过，两者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印度来说，由于英国已经得以利用印度自身政治分崩离析的机遇建立起了相对稳固的殖民统治秩序，并且有效地培养起了一批在政治上忠于英印体制的精英，因此，这种情况下，印度所求的“保存自己”已经很难在短时间内在现实政治层面实现，1857年民族大起义的失败更是完全击垮了那些拥有与殖民当局叫板的政治势力。于是，印度的精英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转向文化上的“保存自己”，开始相对从容地从基本的人性出发重新思考印度民族乃至世界的命运。相比之下，近代中国并未完全成为殖民地，因此也就一直处在“亡国灭种”的现实政治危机之中，为了保存中国在政治意义上的完整性，中国的相当一些知识精英不惜“全盘西化”，并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激进思想。现在看来，中国在“政治保存”上的努力使得国家未曾成为殖民地，并凭借在二战中独当一面的表现在战后迅速跻身世界大国行列，并且在这一压力重重的环境中形成了一套具有充分动员能力的政治体制，相比之下，印度未曾在政治上取得中国的成就，社会精英也与普通民众长期脱节，但却在保存传统文化，融合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这一融合的平台便是19世纪下半叶在孟加拉地区兴起的文学革命运动。

印度文学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古典梵语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沙恭达罗》《云使》等作品更是享誉全球。自公元10世纪以来，古典梵语文学逐渐走向衰落，文学的创造力明显下滑，与之相应的是地方语言文学的兴起。抗击外来入侵者的英雄故事、对大神的虔诚信仰以及外来的波斯文化都在此后的不同历史时期为印度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样地，西方文化的到来和印度社会的剧变进一步推动了以孟加拉语文学为代表的地方语言文学的发展。以印刷技术、出版物等媒介为代表的新的传播手段，以现代小说、散文等为代表的新的文学体裁、以新兴的市民阶层为代表的新的读者群体都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具备了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新环境。第那·般豆·米特拉（1829~1873）、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1838~1894）等作为现代孟加拉语文学的先驱开创了完全不同于前人的发展道路，而泰戈尔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将自己的才情与社会环境结合在一起，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样，也如前文所说，作为一个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成长起来的新兴印度精英，泰戈尔不存在强烈的“剔除杂粕”的压力，他从小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熏陶并没有成为内心冲突与纠结的源头，反而成为了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口泉水。也正是这口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印度文化泉水与西方文化的和谐共存，最终让西方读者为泰戈尔的作品所倾倒，成就了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

泰戈尔的成就与他的成长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在他个人成长环境的背后，却包含着许多影响了孟加拉地区、全印，乃至整个亚洲和世界的文化要素。

张忞煜，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