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中的《吉檀迦利》：译介与研究

曾琼

在东西方交流史上，泰戈尔和他的作品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国际上学者们对泰戈尔的研究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吉檀迦利》是为泰戈尔在世界上赢得声誉的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作品，以在这部作品在海内的研究状况作为切入点来看海内外的泰戈尔研究，具有管中窥豹之效。

一、《吉檀迦利》在海内外的译介情况

根据现存资料，在中国内地最早出现的《吉檀迦利》的汉语选译作品是1915年10月发表在《青年杂志》1卷2期上的《赞歌》4首，译者陈独秀。此后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吉檀迦利》的翻译情况大体如下：1918年9月，《海滨》，刘半农译，《新青年》5卷3期；1920年8月，《泰戈尔的吉檀伽利诗集》，郑振铎译，《人道》1期；1921年1月，《“那时候”与为什么》，王独清译，《少年中国》2卷7期；1921年6月，《译泰戈尔诗》，郑振铎译，《小说月报》12卷6期；1922年2月，《吉檀迦利》，陈南士译，《诗》1卷2期；1923年9月，《吉檀迦利》，郑振铎译，《小说月报》14卷9期；1923年，《吉檀迦利》，赵景深译，《绿波旬报》5期；1925年，《吉檀迦利》，李金发译，北平北新书局《微雨》；1945年，《泰戈尔献诗集》，张炳星译，重庆，译者自刊；1948年，《吉檀耶利》，施蛰存译，永安正言出版社，共计11种。

1949年至今，所出现的《吉檀迦利》汉语译本几乎都是103首英文版的全译本，主要的译本有：初版于1955年的《吉檀迦利》，谢冰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目前流传最为广泛、得到了读者和研究者共同承认的、最具权威性的版本，在半个多世纪里被不断重版、重印。此外，具有较大影响的另一个版本是吴岩翻译的《吉檀迦利》，1986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近年来出现的另一个质量较高的译本是白开元所翻译的《吉檀迦利:泰戈尔抒情诗赏析》（英汉对照本），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出版。

1912年，103首英文版的《吉檀迦利》首先由在英国的印度协会（India Society）出版。1913年3月，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吉檀迦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20年内重印了20次。从1913年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吉檀迦利》先后被翻译成了瑞典语、丹麦语、德语、法语、荷兰语、意大利语、俄语、捷克语、西班牙语、南斯拉夫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和希伯来语。在印度，到20世纪30年代，《吉檀迦利》已被翻译成了乌尔都语、马拉提语、泰米尔语、旁遮普语、泰卢固语、古吉拉特语和卡纳达语。在对孟加拉语原文的翻译方面，1921年出现了3首孟加拉文《吉檀迦利》诗歌的德语翻译，1983年出版了从孟加拉语翻译的157首《献歌集》英文版，2000年出现了从孟加拉语翻译的荷兰语版《献歌集》。由此可见，从1912年到20世纪30年代，是《吉檀迦利》的翻译和出版在西方最为风行的时期。其后至今，《吉檀迦利》的翻译和出版呈现一种平稳的态势。

二、海外《吉檀迦利》研究：从喧嚣到深入、冷静

在1913年英国的畅销书榜单上只有一部诗集，那就是《吉檀迦利》。但奇怪的是，在1913年12月最新版的《名人录》上没有泰戈尔的名字，在1916年出版的《剑桥英语文学史》“英印文学”一章中，也根本没有提到泰戈尔。在20世纪70年代，有评论文章说：“从1912年《吉檀迦利》即将付梓到此后的20年之间，泰戈尔像颗彗星一般划过西方的天空，又消失了。现在，这颗彗星又出现了，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变得有一点暗淡。”英文版的《吉檀迦利》和作为其作者的泰戈尔，在西方世界的眼里究竟是什么样的？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就必须先了解《吉檀迦利》在西方的研究情况。

《吉檀迦利》在国外的研究状况经历了从嘈杂纷乱的毁誉纷呈到严肃认真的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吉檀迦利》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这里将国外对《吉檀迦利》的研究状况分为两个时期来进行论述，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分析每个时期的特点。

第一个时期，1912年到20世纪40年代。随着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吉檀迦利》和泰戈尔引发了西方文学界20世纪上半叶的一次大论争。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一个来自亚洲的非白种人，围绕着这一让人震惊的文坛大事，西方文学界出现了消极和积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持消极态度的评论性文章或置疑诺贝尔文学奖当年的评判标准，认为这次的授奖与当时的欧洲政治局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或暗指泰戈尔来自殖民地国家，讽刺他的名字佶屈聱牙。“其中很少有文章是从一种纯粹文学的角度来评论泰戈尔；很明显地这是由于很多作者甚至对于他的英文译作都不熟悉。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重复叶芝（W.B.Yeats）所写的《吉檀迦利》序言的某些部分，而对作品没有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评价”。可见，持这一态度的评论者们大都不是从文学本身出发进行评论，这与20世纪20年代，泰戈尔第一次访华时在中国文学界出现的状况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持积极态度者对《吉檀迦利》和泰戈尔本人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们认为二者代表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开始。其中对于《吉檀迦利》的评论和肯定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认为《吉檀迦利》是一部神秘主义作品，表现了人类的理想状态，并主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诗集。最为突出地代表了这一观点的文章就是叶芝为《吉檀迦利》所写的序。叶芝在序中将泰戈尔描绘成了一个具有僧侣般神秘、安详气质的东方哲人，认为这部诗集“丰富”而“朴素”，“展现了一个我一生梦寐以求的世界”。

（二）将《吉檀迦利》与西方文学传统进行比较，认为诗集重现了西方文学发源时期的平衡与和谐，同时突出诗集所带有的异域色彩。这方面的代表是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庞德在他为《吉檀迦利》所写的评论中说，他从这部诗集独特的宁静背后“发现了我们的新希腊”，并将《吉檀迦利》中所蕴涵的精神与《新约》所表现的幸福欢乐相提并论。

（三）对作为诗歌的《吉檀迦利》本身所具有的韵律、节奏上的特点的关注。首先提到《吉檀迦利》韵律方面特点的是同样作为诗人的庞德。他在评论中指出《吉檀迦利》具有很强的音乐性。曾写作《泰戈尔：传记研究》一书的作者欧内斯特·里斯（Ernest Rhys）指出《吉檀迦利》的整个精神就是音乐性的，即便是英文版的散文也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韵律。

总的来说，在第一个时期内，大部分关于《吉檀迦利》的评论都是赞美之词，评论家和读者都倾向于将《吉檀迦利》与泰戈尔等同起来，又将《吉檀迦利》、泰戈尔与他们想象中的东方和理想等同起来，这使得《吉檀迦利》和泰戈尔都进入了被过度赞誉的情境之中。

第二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与第一个时期相比，在传统的研究范围内，这个时期的研究更加冷静和深入，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课题。概括起来说，第二个时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继续已有的对《吉檀迦利》中神秘主义、宗教意识和哲理性的关注。这方面的观点主要有两类，第一类继续以往的论断，肯定其中的神秘主义和宗教意识，甚至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理解《吉檀迦利》，认为诗集中的神“不管它是否明显是基督，它都是一个基督式的神。从泰戈尔那里可以看到印度的基督教是什么样子的”。第二类是对以往神秘主义、宗教说等论断的反驳。如玛丽·M.雷戈（Mary M.Lago）认为“泰戈尔诗歌最基本的特色既不是浪漫主义也不是神秘主义，而是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

（二）对文学史上的“泰戈尔现象”和“《吉檀迦利》现象”进行分析，思考其中所蕴涵的文化和文学因素。这一方面也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以叶芝、庞德为代表的对《吉檀迦利》大力赞赏之人的态度的深入剖析。如有学者认为叶芝在他所写的著名的序中虚构了一个泰戈尔，将他自己对于爱尔兰文学的希望和理想投射在了《吉檀迦利》和泰戈尔之上，从而引发了西方文学界长时间内对泰戈尔的误读和误解，这将会妨碍世界文学之间的交流。另一类是针对《吉檀迦利》文本本身进行分析，力图从文学思想和文学发展规律自身的特点出发，找出20多年来《吉檀迦利》在西方文学界沉寂的原因。西方评论家爱德华·C.狄马克（Edward C.Dimock）指出其原因部分在于泰戈尔在过去被过誉了；部分在于翻译作品是经过选择的，而泰戈尔的才情中最有力量的例子在此过程中被遗失了；还有一部分在于泰戈尔的作品表现的不是人的灵魂的黑暗，而是让人舒服的子宫内的黑暗，不适合现代世界的人们。

（三）对《吉檀迦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思考，并进而讨论泰戈尔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比较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吉檀迦利》和泰戈尔在印英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K.R.室利尼巴沙·伊格尔（K.R.Srinivasa Iyengar）所著的《英印文学》（Indianwritingin English,1962）和M.K.纳伊克（M.K.Naik）所著的《印度英语文学史》（Ahistoryof Indian Englishliterature,1982）都在泰戈尔身上倾注了相当大的篇幅。但由法库尔·阿尔姆（Fakrul Alam）编辑的文学史则认为，在印度真正用英语创作的诗歌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现代读者完全可以忽略泰戈尔自己翻译的英文版《吉檀迦利》。而关于《吉檀迦利》和泰戈尔对当代文学的影响，西方学者和印度本国学者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

（四）对《吉檀迦利》文本的分析。这一点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作为英文版《吉檀迦利》的分析，探讨其在主题、形式、韵律上的特点。如有评论认为其中第60首在主题结构上具有完美的对称。其二是对英文版和孟加拉文《吉檀迦利》文本的关注，以及诗歌翻译中的困难，讨论了泰戈尔本人对翻译这些诗的态度等。

（五）当代语境下对《吉檀迦利》的新的解读。如运用后殖民理论解构叶芝、庞德等人的态度，对泰戈尔将《吉檀迦利》翻译成英文这一行为进行文化解读。

三、国内《吉檀迦利》研究：期待精品

尽管《吉檀迦利》是最早被译介到我国的泰戈尔作品，但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的第一次“泰戈尔热”中它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在那段时间内，在汉语翻译方面，《新月集》共有译作17种，比《吉檀迦利》多6种；《园丁集》的翻译有23种，比《吉檀迦利》多12种。就发表的论述文章来看，据目前的资料，1913~1949年间，尽管有涉及《吉檀迦利》的研究评论文章出现，但专门针对《吉檀迦利》的论述文章却寥寥可数。由此可见，《吉檀迦利》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得到彼时它在西方世界所获得的那种礼遇。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实际上与泰戈尔第一次来华时引起的争论密切相关。泰戈尔的第一次访华期间，我国思想文化界针对他的到访大体上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态度，即欢迎、反对、利用。欢迎者固然是崇敬诗人的思想、人格和艺术，反对者和利用者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鲁迅先生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曾指出，泰戈尔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文化和政治混战的受害者。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吉檀迦利》乃至泰戈尔文学的真正内涵被忽略、被曲解也就在所难免。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内对《吉檀迦利》的学术研究实际上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延续至今。在专门研究《吉檀迦利》的成果中，有两篇论文十分重要。一篇是金克木先生的《泰戈尔的〈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试解》（1981年），另一篇是刘建的《论〈吉檀迦利〉》（1987年）。

金克木先生在文章中主要针对我国大部分读者觉得《吉檀迦利》难以理解这一问题进行了解说。这篇文章从中印文化差异的角度出发切中肯綮地解释了《吉檀迦利》在我国之难以获得理解的原因，所讨论的实际上是阅读中阅读主体所具有的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的问题，对我们现在认识和分析《吉檀迦利》在我国的接受情况仍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刘建的《论〈吉檀迦利〉》论述范围涉及《吉檀迦利》的创作背景、英文诗集与孟加拉语诗集的关系、诗集在西方和在我国的译介情况、诗集的思想内容、诗歌的艺术特点、诗集的整体结构等多个方面，这也是目前为止我国学界对《吉檀迦利》论述最为全面的一篇论文。

在这两篇文章之外，在国内目前已有的东方文学史中，都有对《吉檀迦利》的论述。此外，对《吉檀迦利》进行研究的论文也在不断出现。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思想内容方面。国内研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主要关注对《吉檀迦利》思想内容的解读，并可归纳为如下几个主要方面：第一，关注诗集中的神秘主义。关于诗集中的神秘主义究竟是什么，郭沫若所提出的“泛神论”说在许多论文中被广泛采用和引用，但也有文章明确反对这种说法，指出泰戈尔的思想不是泛神论。此外也有多篇论文结合泰戈尔自身的宗教哲学观和文艺观对诗集中的神秘主义进行论述，采用了“诗人的宗教说”观点。第二，关注诗集中“神”的含义。对于《吉檀迦利》中“神”的论述颇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这个“神”实际上是人格化的神，此外也有文章或认为诗集中的神是与印度教传统文化中的“梵”一脉相承，或认为神代表的是自由精神，或提出“神”的内涵之一就是美与理想。第三，关注诗集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是“泛爱”思想，有的学者认为是一种爱国主义思想，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第四，关注诗集中所体现的泰戈尔的宗教理想。国内的学者们大都注重诗集与印度传统文化的关系，认为其中所蕴涵的是“梵我合一”的理想，是神人之爱。

（二）学界对于《吉檀迦利》的艺术性也予以了一定关注。其中主要的论述集中在对诗集结构的分析上。目前学界对诗集结构的讨论所依据的大体上都是“写作缘起：颂神——追求神时的思念——与神会面的欢乐——再次分离的痛苦——再次相会，对死亡的超越”这样一条内在逻辑线，认为整部诗集首尾相衔，一唱三叹，形成了一种内在的韵律美，有力地烘托着人渴望与神结合的主题。

（三）随着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对《吉檀迦利》的研究也逐渐出现了更多新的领域。第一，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既有侧重实际文学渊源关系考察的影响研究，致力于发现《吉檀迦利》对我国现代诗歌、现代诗人的影响，也有侧重于不同文化之间文学异同比较的平行研究，前者如注重考察泰戈尔与冰心、泰戈尔与郭沫若在创作上的关系，后者如对泰戈尔与沈从文进行比较分析。比较研究还包括了接受研究。接受研究主要关注《吉檀迦利》的接受状况，并力图发现隐藏在不同接受现象之下的深层文化原因。第二，翻译研究。目前学界对《吉檀迦利》进行翻译研究的成果较少，已有成果主要针对的都是英汉《吉檀迦利》的对照，试图从译者与作者、译本与原作之间的关系审视文化心理的异同、不同语言作品的特点。

总的来说，我国的《吉檀迦利》已产生不少成果，但其中也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从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来看，大部分研究都囿于对诗集思想内容的研究，缺乏对诗歌艺术性的关注，尤其是对诗歌的意象、语言、风格等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其次，在研究资料的收集上对原始资料的收集十分不够，对于国外研究成果的借鉴也相当有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对国外优秀研究成果的借鉴将大大推进泰戈尔研究乃至印度研究的深化。再次，学界的《吉檀迦利》研究甚至泰戈尔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严谨的治学态度。最后，在我国的《吉檀迦利》研究中，对诗歌孟加拉语原本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在已有的成果中，仅有极少数在研究中涉及了孟加拉语原本。泰戈尔的母语是孟加拉语，对于学界的《吉檀迦利》乃至泰戈尔研究来说，拓宽和加深对孟加拉语原本的关注意义重大。

原载《燕赵学术》，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曾琼，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