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中长篇小说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手法
刘宝珍
泰戈尔走上文坛是从诗歌开始的,他以浪漫主义的诗歌闻名于世。小说不是他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但是,他的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则更易于为中国读者理解,创作方法与诗歌不同,是现实主义的。小说主要描写了出身于印度上流社会的人物,他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性格、命运和遭遇的描写,反映时代风云和社会变化。
他写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历史小说《圣哲国王》(1885年前后)有反对婆罗门特权和落后习俗的内容;《小沙子》(1903)和《沉船》(1906)表现了封建道德规范与新的民主思潮的冲突,反映了印度上流社会中古老家庭生活方式的瓦解;《戈拉》(1910)描写了印度近代先进人物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的艰苦历程;《家庭与世界》(1916)揭露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缺点:领袖们不顾农民利益,冒险主义分子利用运动煽动沙文主义和宗教狂热,引起冲突;《最后的诗篇》(1928)描绘印度当时社会中颓废青年的丑态;《纠纷》(1929)描写印度落后的封建世家与资产阶级暴发户之间的矛盾。还有《四个人》《花圃》《两姐妹》和《三个青年》等中篇小说,其中有一些反映爱情及妇女题材和反对旧习俗的内容。
他的长篇小说以《戈拉》最著名,无论从它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来说,还是从它的艺术成就来说,都是他小说中最优秀的,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因此,在探讨他的中长篇小说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手法的时候,不能不对这部作品给予更多的注意。
首先谈谈泰戈尔中长篇小说的社会意义。
一
泰戈尔是一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和坚定民族自信心的伟大爱国主义者,他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他的作品里充满着炽烈的爱国激情,鼓舞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他的诗歌中有不少战斗性的篇章,以满腔的愤怒斥责帝国主义,代表人民发出铿锵有力的呼声。他的小说中则通过对帝国主义罪行的揭露和批判,激发人们的反帝热情。长篇小说《戈拉》中所表达的反英和求解放的情绪很强烈。
戈拉有三次与英国殖民者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一次是,在去特里宾尼参加沐浴节的船上,看到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孟加拉绅士耻笑处于困境的平民香客,他用雷鸣般的声音说:“够啦!够啦!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并粗声粗气地痛骂他们是“比无知的人民更不如的禽兽”,是“没有心肝的人”。一次是,戈拉了解到戈斯巴拉村靛青种植园主和警察的暴行以后向县长英国人布朗罗控告,县长袒护警察,不为村民伸冤,他愤怒地警告说,既然县长这样,他就要回村尽最大努力“鼓励村民们起来自卫,反抗警察的压迫”。一次是,戈拉看到警察辱骂和殴打学生,他带头与警察英勇搏斗,把警察打得七零八落,戈拉因此被捕。在英国殖民者的法庭上,他自己进行答辩,竭力说明警察的暴行是多么无理。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戈拉这种英勇斗争行为,有着强大的号召力。人民看了以后,不但会感到解恨和痛快,而且有可能竞相效法。
小说还揭露和批判了洋奴思想和屈节行为。和戈拉对立的哈伦,为博得县长的欢心,以高人一等的口吻表白说:“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指戈拉等人——笔者注)因为只知背死书,没有什么道德修养,所以就是不愿意承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神意的安排。”他这种卖国逻辑、洋奴思想当然受到县长的赏识,难怪他和哈伦紧紧握手,谈得很投机,“真是愉快极了”。哈伦这种奴颜婢膝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的灵魂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民见了深恶痛绝,这会从反面教育人民提高民族自尊心。
戈拉认为,“奴颜婢膝的劣根性”毒害了人们的灵魂,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肯以身作则来抵抗这种毒素”,才能振兴印度。他身体力行,与哈伦进行了两次激烈的舌战。
第一次,戈拉听到哈伦公然诽谤自己的同胞,说孟加拉人好多地方不如英国人,他立即斥责说:“如果这是你的真心话,现在你舒舒服服地坐在这张桌子跟前大嚼黄油面包,不觉得可耻吗?”第二次戈拉听哈伦说在社交中印度人“根本配不上”英国人,立即驳斥:“到处去巴结英国人,总该引以为耻”。哈伦争辩说,英国人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戈拉又反击道:“这种对某些人的尊敬,只会使我们其余的同胞更加丢脸,我看这不是别的,只是侮辱”。戈拉嫉恶如仇,非常鄙视洋奴思想和行为,只要被他发现就不放过,给予坚决的抨击。
尽管戈拉的爱国热情有时表现为偏激情绪,有“祖国一切都是好的”这种片面想法(后来改正了),但他那种出于反对异族统治捍卫民族尊严的“以祖国为荣”的思想,和丧权辱国的“以祖国为耻”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照。戈拉的英雄气概与那种卑躬屈节的精神状态,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戈拉这种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品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品质。他的这种性格几十年来一直受到印度人民的称颂,他成为印度爱国青年热爱的主人公。
戈拉的爱国热忱是很感人的。在他周围团结了不少有志青年。他对自己的朋友讲了许多为国献身的豪言壮语。“只要你有信心,你就会在你献身祖国的艰苦生活中找到快乐”,要“全力振作精神,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他有坚强的信念,决不相信印度会永远这样痛苦受辱下去。他称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印度备受屈辱的形象,只不过是“恶魔点化的幻景”。他透过幻景看到了“一个摆脱了一切束缚的光辉灿烂的未来”,他把她叫做“十全十美的印度——富裕昌隆,知识渊博,正直不阿的印度”。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它鼓舞着戈拉去奋斗,也鼓舞着为印度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人们,联系到印度当前的实际,这仍有不容否认的现实意义。
丧权受辱的印度,被一些接受了英国殖民思想的人所厌恶。在印度近现代,有不少人弃乡远走,在外国定居谋生。泰戈尔对这种人也是鄙视的,他在小说中一方面批评这种人,一方面称颂为振兴印度向西方学习,学成后回印度为发展科学文化而工作的人。中篇小说《三个青年》中有一个名叫纳温的青年,在英国得到博士学位,回到印度后和情人谈起自己为什么不在外国和情投意合的人结合时说,他是印度人,要为印度服务,不能总在外国搞科研。同时,他回印度后,决心为祖国作出贡献后再考虑满足母亲的心愿——结婚。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印度知识分子中尤其可贵,这也有现实意义。
二
英国殖民者侵入印度以后,与印度的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互相利用,统治印度人民。因此反帝反封建是印度民族独立斗争中的双重任务。泰戈尔的中长篇小说中既有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剥削压迫印度人民的罪行的揭露,也有对宗教偏见,种姓制度和旧的封建习俗的抨击。他初期的历史小说《圣哲国王》中虽然把国王当做歌颂的对象,但他笔下的这位圣哲爱民的国王是光明的象征,而婆罗门特权和落后习俗(如婆罗门祭司随便把杀人祭神说成是神的意旨)则是邪恶现象的代表。后来,他写的中长篇小说中都有反对宗教偏见、种姓制度的罪恶和落后习俗的弊端的内容。所以说,泰戈尔是一向反对封建旧礼法和意识形态对人民的束缚的,他对受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的广大劳苦群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小说《戈拉》中描写戈斯巴拉村的地主把土地都包给了种植园主,穷苦的农民没有地种,而他们在河水新淤积的土地上好不容易才收了一次早稻,还被种植园主带着打手硬抢走了。这个村的穆斯林农民起来反抗,一个农民领袖把一个洋人的胳膊打伤致残,结果殖民者、狗腿子和警察勾结起来,对这个村于和附近的村子进行洗劫。这种对殖民势力和封建势力在农村勾结起来压榨农民的揭露带普遍性。主人公戈拉对这种罪行表示愤慨和采取的责骂、警告及控告的行动,是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青年的自发行为,这当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把严酷的现实摆出来,意义是深远的。
在反对宗教偏见和种姓制度对人们的束缚的过程中,泰戈尔用颂扬的态度描写印度上流社会中家庭生活的变化。他在中长篇小说里对家庭生活、社会交往,爱情生活以及科学文化与教育事业等方面,都肯定了那些从西方学来的现代文明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这是泰戈尔重视科学和进步,主张向西方学习有用的东西又不迷信西方的思想的反映。他对封建道德规范是厌弃的,对与印度古老的家庭生活方式相对立的新的民主思潮是赞颂的。无论在《小沙子》和《沉船》中,还是在《戈拉》和一些中篇小说中,都有热爱自由、争取平等、赞助社会改良、反对封建愚昧、提倡科学民主的男女主人公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中篇小说《四个人》中的伯父是泰戈尔塑造的一个无神论者的形象,他的思想和言行中有许多冲破封建迷信和陈旧习俗的地方。为了嘲讽那些向不存在的神献祭品的人,他自己宴请不同种性甚至不同宗教的人,特别是身份低下的人,并宣称他崇拜这些有形体、有耳目、神通广大的、活生生的神。他的一个侄子要捣乱,他警告说“只要你碰一下”他们,“你马上会发现他们是多么有灵验”,言外之意,他们会教训他这个不知趣的侄子。他提倡“为大众谋福利”,开医院救助鼠疫病人,收养失去双亲受辱的孤女等等,是他为大众办的福利事业。虽然,他的行动受到孤立和打击,但他的思想不失为反封建意识形态的民主意识。这无疑是泰戈尔进步思想的流露,这在封建迷信积习极其浓厚的印度社会是很了不起的先进思想。
泰戈尔在《戈拉》中不仅对封建剥削进行了揭露,对封建礼教和种姓制度进行了批判,还对宗教的虚伪给予嘲讽。他描绘说,“他们的整个身躯仿佛从头到脚都被缠在这张惩罚的大网里——这是一张债务组成的大网。这束缚是债权人和放款人加于债务人的束缚。……用这种传统和习俗作为武器,人正在吸人的血,人正在以无情的方式使人沦为贫穷”。“传统只是将人分为种种等级,又将各个等级互相分开。”这种束缚使人过着非人的生活。人们见到他揭露的那些残酷的事实,会产生感到非想办法摆脱这些束缚不可的要求。
印度上流社会中有一些冲破旧礼法、旧习俗的束缚的人成为泰戈尔歌颂的对象。泰戈尔在《戈拉》中树立了好几个这样的典型人物。戈拉、戈拉的母亲安南达摩依、帕勒席先生、苏查丽达、宾诺耶和洛丽塔都是这样的人物形象。
决心追求新生活不受“任何胡言诳语”欺骗的宾诺耶与具有叛逆性格的不同教派的洛丽塔结婚,是对年深日久的旧传统的严重挑战。他们受到帕勒席的鼓励,得到安南达摩依积极热情的赞助,被誉为“有勇气尝试解决人生新问题的人”,是“使社会臻于伟大的人”,被戴上了上帝“派来唤醒人类的使者”的桂冠。泰戈尔通过这件事肯定的这四个人都是冲破那种束缚的人。戈拉最后终于克服了宗教偏见,彻底挣脱了种姓制度的束缚,跳出了狭隘的圈子,因为他是爱尔兰血统的人,他身上再也不存在不同宗教、不同种姓的对立现象了,他自豪地说:“今天,我真正是印度人了!”并且豪迈地说出了“给三万万印度儿女谋福利”这样的壮丽话语。到此,可以看到,年轻的戈拉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他的战斗历程激励了多少渴望印度自由的人的心啊。印度的评论家班纳吉先生说:“戈拉好像是渴望印度自由,愤怒反抗自己社会和政治上的奴隶地位而斗争的印度心灵的化身”。《戈拉》这部长篇小说,对印度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
泰戈尔认为人生的基本原理是和谐与协调。可以说,这是他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完全自由在于关系之完全的和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在中长篇小说中,虽然也写了不少矛盾、冲突和斗争,但是主要还是描写了上流社会人与人之间和睦协调与和谐美妙的相互关系。他虽然也对尔虞我诈、狂妄自大、损人利己等等丑恶现象加以抨击,但是,他把这些作为陪衬的东西,是为了表现那些美丽的高尚的东西才描写的。而对这些人作者也往往让他们幡然悔悟,回到作者的理想境界里来。作者可能想感化那些行为不端的人,使之改过自新;使那些更坏的人改恶从善。请看《沉船》里的卡玛娜的经历吧。她自幼丧失双亲,舅父收养她;遇难后她碰到了很多好人,而像纳宾加丽那样的刁妇只有一个。这个妇人对卡玛娜的虐待,更反衬出了罗梅西和卡克拉巴蒂大叔的善良。《小沙子》里的莫汉德罗经过一段“爱情”的嘲弄,最后觉醒。不但与妻子和朋友言归于好,而且还想去慈善机构服务,“用劳动来弥补这缺陷”,不再过“游手好闲的生活”了。他在作品中对宽厚待人、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助人为乐、互相体贴、互相爱慕、尊长爱幼、团结友爱等高尚的情操倍加称颂和讴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印度人民的传统美德。《沉船》的主人公罗梅西对汉娜有真挚的爱情,对卡玛娜有深切的同情,对卓健德拉等有诚恳的友情,令人敬佩。安那达先生对儿女和晚辈人,有老年人心肠,使人感到温暖。《小沙子》里的比哈里憨厚纯正,宽宏大量,助人为乐的品质更令人叹服。《戈拉》中的帕勒席先生比《沉船》中的安那达先生更进了一步,他从容克己,恬静宽厚。不但是亲生儿女的慈父,而且对朋友遗下的子女也像亲生儿女一样爱护。而戈拉的母亲安南达摩依更是一位慈母的形象,她通情达理,聪慧机敏,贤达开朗,被作者誉为世界所有母亲的化身。这些老人的待人接物,使人肃然起敬。而贫苦的理发师收养异教朋友的遗子,表现了劳动人民不分宗教信仰和民族的差别互相同情和救助的品质,也是感人至深的。人们看到作品中作者描绘的理想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人情美,会给人以美的享受,从而能陶冶人的品质,提高道德修养。这对发扬人类的精神文明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狡猾奸诈、损人利己、崇洋媚外等等丑恶现象,令人反感、厌弃和憎恨,从反面也能教育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泰戈尔中长篇小说反映的积极的思想内容,在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和对发扬印度的传统美德以及发展印度的民族文化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
下面再谈谈泰戈尔中长篇小说的艺术手法。
泰戈尔的中长篇小说之所以取得成功,与他的艺术表现手法有直接的关系。他的中长篇小说在情节布局、人物刻画和景物描写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长篇小说的规模比较庞大,反映的生活内容比较广泛,场景变化比较大,人物比较众多。如果作家没有一定的艺术构思、结构安排和情节布局的技巧,容易使作品冗长、庞杂、乏味。泰戈尔在这方面的技艺很高超。如果把他的一部长篇小说比做一座雄伟壮丽的建筑,那么泰戈尔设计建造的是一座座在整体上结构宏大、布局合理,在局部上严整精细、装饰优美的高大建筑。若把人物、事件、场面、景物比做构成高大建筑的部件和材料,那都是他精心挑选审定并用匠心巧手精雕细刻制作过的。这样,建筑物既宏伟壮观,又充实精美。《戈拉》这部长篇巨著就是这样一部杰作,故事情节是以戈拉为主线发展的,其他人物以各种社会关系(如亲属、朋友、宗教、爱情等关系)与主线牵挂起来。戈拉经常主动接触下层群众和农村,与上流社会以外的广阔世界更多的人有着联系。戈拉被捕前共28章,在这样的篇幅里小说虽然变化多端,有张有弛,活泼多姿,但主次分明,中心突出。
戈拉被捕以后到出狱,中间隔了13章,在结构上是一个大的跨度。戈拉被关起来,故事除了原有的一些线索外,又发展出新线索,如帕勒席先生的养女苏查丽达的孤寡姨母哈里摩希妮投奔到这里,因为帕勒席太太不容,另立了一个三口(加上苏查丽达的弟弟)之家。这不但顺理成章地使这部分篇幅里的内容更充实,并增加了趣味,也为戈拉提供了新的生活场所。出狱以后,戈拉和其他一些人物就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活动着,情节更加曲折起伏,错综复杂,发展到高潮而告终。这种结构布局,既能使情节伸展得开,又能收得拢,安排有序,重点突出,总以主人公的命运和变化为中心。
这部小说概括了一个历史时代,着重反映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情况;但也反映了20世纪初的时代特征,并往前追溯到18世纪50年代一些史实,所以,这是反映半个多世纪印度社会生活的史诗。小说描写了复杂多样、丰富多彩的印度社会生活,而且接触了不少国际问题。所以,这又是一幅纵横交错、绚丽壮观的历史画卷。
总之,这部巨著的宏大严整的结构安排和精巧细腻的情节布局,表现了文学巨匠泰戈尔在艺术结构和构思方面的卓越才华。
《沉船》《小沙子》等著作,除了有与《戈拉》相似的结构以外,还有情节曲折起伏、引人入胜的特色。《沉船》里的主人公罗梅西与少女汉娜丽妮相爱,已有誓约,但他又不得不遵从父命回乡下娶妻。可巧两个迎亲船队同在河中航行,突然间狂风大作,船翻了。罗梅西漂到岸边,救起一个新娘子。他未见过妻子,只知名字。经了解,这新娘子不是自己的妻子撒西娜,而是卡玛娜。她未见过自己的丈夫,也不知道他的名字,认定罗梅西就是自己的丈夫。罗梅西不忍心抛开这孤苦伶仃的少女不管,他不敢明说她不是他的妻子。她究竟是谁的妻子呢?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寓于情节之中,动人心魄,引人遐想,读了前几章以后,读者就会被作者拉开的故事序幕所吸引,产生非把小说读完不可的强烈愿望。
泰戈尔中长篇小说的结构不是一种模式,大部分是从前到后的直叙,但也有倒叙、插叙;有分章节的记述体,也有传记体(《家庭与世界》);有客观描写的笔法,也有第一人称的自述笔法(《最后的诗篇》);有分章节无标题,也有的有标题(《三个青年》);有的像叙事诗(《最后的诗篇》有几十首诗成为小说的有机部分),有的像剧本(《三个青年》)。《四个人》《两姐妹》等中篇小说都是以人物的名字做标题的。写完一个人物,下面又醒目地标出下一个要描写的人物的名字。几个人物,都是描写他们的比较完整的性格和较长或全部的历史命运。这种结构眉目清楚,形象突出。读完之后,几个人物形象和有关的场面景物留于脑际,掩卷静思,清晰如画,历历在目,特有一番风味。《三个青年》的一个一个场面,像一幕一幕的话剧。看,夜幕降临以后,在花园一角的树荫下一对情侣盟誓的一幕:
两个知音,在长凳上坐得很近很近。妮拉把莱沃狄的手放在自己手上说:“有才学的博士先生,您作为一个男子汉,为什么这样怕妇女呢?”
莱沃狄勇敢地说:“害怕?从来就不。”
“您不怕我母亲吗?”
“为什么怕,是尊敬。”
“那对我呢?”
“那一定得怕。”
“这可是奇闻。母亲说了,她决不许我和您结婚。如果那样,我就自杀。”
“任何障碍我都不怕,我们的姻缘将永存。”
妮拉把头紧贴在莱沃狄的肩头,说:“你也许不知道,我是多么需要你呀!”
莱沃狄把妮拉的头更紧地搂在自己的胸怀里,说:“什么力量也不能把你从我身边夺走。”
“种姓不允许呢?”
“那明天就得到登记处声明。”
“明天就去声明,一定去。”
多种多样的构思,不拘一格的结构,适应纷繁复杂的丰富题材,泰戈尔中长篇小说的结构安排和情节布局正是这样。
五
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描写的主要对象是构成社会的人。一部作品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塑造了成功的人物形象。泰戈尔的中长篇小说的高度成就,主要也在这方面。他的中长篇小说中有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阶层、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种姓的各色各样的正反面众多人物。英国殖民者、国王、祭司、绅士、官吏、商人、地主、改良派领袖人物、激进派爱国者、学者、职员、学生、工人、农民、仆人、老人、青少年、妇女,等等,应有尽有。他绘出了一幅幅生动的人物肖像画,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有不少是有着时代特点的典型人物。他不是用大量的笔墨去描写人物的外表长相姿态,而是着意描写人物的本质特征,即人物性格(有个性的性格)和心理活动;即使描写人物的长相姿态,也服从于人物本质特征的描写。对泰戈尔中长篇小说中这样众多的人物一一列举分析,篇幅不允许,必要性也不大。只从他作品表现出来的塑造人物的一些特点,谈一下个人的看法。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小说里的人物性格是发展变化的。因此,可以说,泰戈尔是通过对人物曲折的生活道路的描写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并使他的性格完善起来,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独具个性的典型形象。我们来看看戈拉和洛丽塔这两个人物的性格是怎么发展变化和充实起来的吧。
戈拉自幼虽然受的是英国式的教育,但有爱国思想。起先他向往梵社,对印度教不满,后来一位精通古老经典的学者使之折服,英国人又在报上批评印度教和印度教社会,他以极高的爱国热情投入辩论。他“决不能让自己的祖国站在外国法庭的被告席前,受外国法律的审判。”直到那个英国人中止了论战。他对英国殖民者、洋奴、狗腿子深恶痛绝,对一切有损于祖国尊严的言行都非常气愤,勇猛抗争。他目睹殖民者、官府警察、地主老财的罪行和人民的悲惨生活。他英勇参加抗暴斗争,并亲身受过逮捕监禁之苦,使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崇拜的东西有没有价值。在戈斯巴拉村,面对两个不同身份的印度教徒,思想上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他问自己,吃了欺压穆斯林的婆罗门狗腿子的饭倒能保持自己种姓的纯洁,而在一个善良的理发师家里住一住就会丧失自己的种姓吗?他认识到一直把纯洁当成表面上的东西,“真是大错特错”。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理发师家里做饭吃。在狱里,他能和人们生活一样,这说明他在克服宗教偏见。出狱后,他认为必须用“忏悔礼”来洗刷自己在狱里未恪守教规的污点,这说明他的觉悟不彻底。后来他父亲告诉了他身世的秘密,他这个英国血统的人,根本没资格信仰印度教,更无权举行“忏悔礼”,这下才使他豁然开朗,从宗教偏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在宗教信仰上,开头,他并不信仰印度教(并不巩固),后来信了,觉悟以后,又不信了,这就有了坚固的基础。他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初他保护农民、学生,帮助被一个绅士虐待的穆斯林厨师,指导他行动的思想是正义感,“维护遭到蹂躏的正义”。在监狱里,他不要求保释,要实践自己的诺言准备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出狱后他又接触了实际,思想进一步觉悟,在接触实际中他发现了不少真理。而且,由于他“对祖国的强烈热爱,使他对真理的认识变得更加敏锐了”,最后使他找到了“真正的劳动园地”——“给三万万印度儿女谋福利的真实的园地”。
经过曲折的生活道路和艰苦的战斗历程的种种磨炼,戈拉作为一个坚强有为的爱国主义者的形象显得更丰满了一些,更高大了一些,也就是更成熟了一些。
洛丽塔的倔强任性、刚愎自用、有正义感的性格,也是逐步发展的。她自幼好强,不许别人超过自己。看宾诺耶英语非常好,她感到心里不是滋味。她看不惯戈拉的那种自信的劲头。戈拉被捕后,她又佩服他的纯洁高尚,用不参加演出向县长表示抗议。通过这件事她认识到“县长跟我们国家的人民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他的恩赐似的款待,对我们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这说明她有了爱国主义的觉悟。后来她积极办公益事业——开办女子学校。哈伦等人破坏,她理直气壮地说“不在乎”,而且一边说一边跺脚。她不怕一切压力(家庭、社会、教派),决心和不同教派的宾诺耶谈恋爱。她单独一个人和宾诺耶一起从县长家乘船回加尔各答,被认为有伤风化弄得满城风雨。哈伦怂恿她母亲不许宾诺耶到她家来,她不服气,竟质问妈妈为什么能让哈伦来。哈伦指使她的一个同学写信指责她不该和异教徒恋爱结婚。她还是不在乎,她回信称这是一件光荣的事。哈伦把她给同学的信拿给她父母看,出她的丑。她却把哈伦策划的匿名信也拿出来,揭露他的卑鄙行径,并警告他别妄自尊大。她认为“对付邪恶的特效药就是向邪恶战斗”。她愤慨地说,那伙人不要以为像赶猎物似的把她赶到海边,就会抓到她,那算是打错了主意。她坚定地说:“我宁愿跳海也不愿落入像他们那样狂叫的猎狗的嘴”。她也是经过种种磨炼由一个任性倔强的女孩子成长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具有叛逆性格的坚强女性的。这不也是通过对她的不平凡的生活道路的描写,展现她不断发展逐步成熟的性格特征吗?
其次,泰戈尔善于通过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刻画人物的性格。这种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能使人发现人物的内在的美或丑。人物的心理活动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在接触了某种景物事件以后受到触动,人就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即所谓触景生情。戈拉出狱后,基于他的更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思想,面对接触到的许许多多的社会弊端,浮想联翩,看不到“那种通过爱情、服务、怜悯、自尊和对全人类的尊敬而给一切人以生命、力量和幸福的宗教”的踪迹。他的心理活动,主要都是围绕着与国家民族命运攸关的大事展开的,这是政治家思想境界的反映。他也不是不考虑一些个人生活上的问题如爱情等等。他一旦考虑了这种问题,又立刻自责越轨,这反映了戈拉的个性。后来,随着生活的深化也改变了一些想法。
泰戈尔很注意展示人物的矛盾的心理状态,从而把人物的性格更细致地刻画出来。戈拉内心是爱苏查丽达的,但苏查丽达的姨母要求他劝她遵守印度教的规矩,和姨母给她找的丈夫结婚。戈拉在矛盾的心理支配下给她写了古老经典上训诫妇女的一番话。这使他内心十分苦恼。
宾诺耶第一次到了帕勒席先生家,有一种想见又怕见苏查丽达的心情,当帕勒席先生告诉他她不在以后,他“如释重负,又大失所望”。他第二次去帕勒席先生家时,见到一个男子和女孩子们开玩笑(他从来未见到过)觉得新奇、吃惊;先觉得不成体统,后感情上又很快掺入了一种忌妒。
这些都是细小的矛盾心理的描写。
洛丽塔的母亲不是已经不许宾诺耶到她家里来了吗。一连好几天,洛丽塔心神不安。每天早上,她的第一个念头总是“宾诺耶先生准不会来”。可是在一天当中,她又总有一个希望,盼宾诺耶终究会来。她经常幻想,宾诺耶来了,在楼下和父亲谈话呢,没有上楼来。当她这样想入非非的时候,就会三番五次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去察看。一天过去了,上了床千头万绪,一会儿落下泪,一会又生起气来,跟谁生气?跟宾诺耶生气?也许是跟自己生气吧。她还认为宾诺耶是正统的印度教徒,跟他不可能结婚。她又控制不住自己,便想,多丢人啊。她早已看出宾诺耶喜欢她,想到这儿,她难于平静,因此,她在热切地等待他来的同时,却又提心吊胆地生怕他真的来了。她挣扎了几天,盼不来宾诺耶,等不及了,她想了个办法,让弟弟萨梯席这个宾诺耶的好朋友去找他。她问弟弟是否和宾诺耶吵架了,弟弟否认;宾诺耶先生是否把你忘掉了,他还否认。于是弟弟主动去找宾诺耶,得知他不在家。洛丽塔认为他准是去了戈拉母亲那里了。于是她又生一计:鼓动姐姐苏查丽达和父亲说,他们得去看看戈拉先生的母亲。到去的时候,她又佯称不去,经过姐姐苏查丽达再三劝说才去。可是她又想,宾诺耶这样随随便便不来,难道她该这样跑去追他吗?投降之耻辱使她对宾诺耶非常生气,她竭力否认她是存心要去见他一面才去拜访戈拉母亲的。正是为了保持这种态度她才不跟宾诺耶打招呼,甚至没看他一眼。可到了客厅,洛丽塔却又向宾诺耶暗送秋波说,早上弟弟去找他探听他是不是把弟弟完全丢下不理了,宾诺耶像听见传来福音似的大吃一惊。这个洛丽塔,多么有办法。在炽烈追求中有矛盾,想方设法,既不被人发觉又达到了目的,一个聪明乖巧,任性泼辣的女性表现得多么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泰戈尔细腻动人的心理描写是有他的特色的。
再则,泰戈尔在中长篇小说中描写两个迥然不同的人物彼此接触的情景和辩论交锋的场面,这就会使人看到不同性格的人物相互差别,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对照中使人物个性显得更加鲜明突出。
我们可以从戈拉和哈伦的几次接触、辩论交锋中各自的言论和行动对比中发现他们完全对立的性格。
戈拉:对祖国真诚热爱,以祖国为荣。
哈伦:对祖国虚无主义,以祖国为耻。
戈拉:与殖民者势不两立,刚直不阿。
哈伦:对殖民者摇尾乞怜,阿谀奉承。
戈拉:对朋友耿直诚恳,襟怀坦白。
哈伦:对梵社成员以教长自居,待人虚伪、狡猾、刻薄。
同样都是爱国的两个朋友戈拉和宾诺耶,也有着不同的个性。
戈拉:勇敢顽强,坚定自信,明快果断,热情直爽,但片面偏激,易走极端。
宾诺耶:温和诚恳,聪明热情,虚心谨慎,善于思考,但优柔寡断,有点书呆子气。
两个同样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女性的性格也各异。
洛丽塔:嫉恶如仇,坚忍不拨,独立不羁,倔强大方,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叛逆性格。
苏查丽达:温文尔雅,纯洁善良,聪慧而有毅力,虽有主见但不动声色,但有时顾虑太多。
在对比中会使美的更加美,丑的更加丑,使人物独具的个性明显,从而给人以强烈的深刻印象。
六
泰戈尔是著名的诗人,又是画家。他的中长篇小说中有不少诗情画意的景物描绘。清晨、晚霞、月夜、星空、花草、山林、江河、大海、市镇、村落,一幅幅印度风景画,展现在故事情节中。
中篇小说《花圃》中有一段对小花园的绘声绘色的描写:“庞拉吉德的宅子四周爬满了仙人藤,并布满了花。就在近旁的池塘边,抽水机在工作着。很冲的水流,经过条条渠道,注入花园的每个花圃里。芒果树的花蕾散发着芳香。芒果园里,杜鹃都在狂欢似的鸣啭、歌唱。”园子的主人庞拉吉德在春暖花开时。兴致勃勃地经营这生机旺盛的小花园。过不多久,花圃就会繁花似锦,万紫千红。小园春色是迷人的,园主人的心情无比愉快,使人读后有身临其境之感,和园主人共赏这小园美景,真是心旷神怡。
《小沙子》中有一段公园月夜的风景描写:“那时一轮满月从蛛网的树枝丛中钻出来,开始在夜空中散发光华。整个花园在幽寂中像凝结了似的,完全变了个样子。到处都是光亮和阴影。在这种神秘的月光辉映下,比诺迪妮觉得有一种奇异的感受。当她在树影婆娑的小径上拥抱阿莎时,在她的温柔中没有一点儿平常那种故意做作。阿莎看到女友眼睛里的泪水,……她说没什么,只不过是我很喜欢这一天……”这景色是为衬托比诺迪妮的愉快心情的,公园月夜景色极其幽静迷人,比诺迪妮心情特别激动,在夜里自然景物是静的。但她还不能平静下来,又拥抱女友,又流眼泪。这更反衬出她的极为欢快的心情。
《沉船》中船队遇难后夜景描写使人感到凄惨,更衬托出了主人公的悲痛心情。
“暮霭消散了,银色的月光像一身白得耀眼的寡妇的丧服,覆盖着广阔的沙滩。河面没有一只船,甚至看不见一丝微波;河心河岸,到处是一片宁静,这宁静有如死亡带给受尽苦难的病患者的一种无休止的安静。”奔腾的河流可以烘托人们欢乐的心情,可是在这里,却渲染着人们悲痛的心境。他接下去还进一步描写:
“他们(只两个人,一个罗梅西,一个卡玛娜)哭个痛快的时候,月亮已经落下去。在黑暗中望去,那一片荒凉的土地有如险恶的梦境,没入阴暗中的白色沙滩,更显得鬼影幢幢。河面的水波,映着微弱的星光闪闪发亮,看来真像一条巨蛇身上的黝黑光滑的鳞甲。”
这就更进了一步,主人公失掉亲人,悲痛欲绝。这种景物一烘托,使人感到惨不忍睹,人们不仅有凄凉恐怖之感,简直要把人窒息了。
《小沙子》《沉船》中这两种不同的月夜的描写,衬托着两种不同的心情。
泰戈尔写景不是孤立地写,而是融化在情节中,伴随人物的行动,烘托人物心情。他把写景与抒情,自然环境和人物心理融为一体,水乳难分。他这种手法运用自如,毫不牵强附会,也无斧凿之痕。这表现了他景物描写的娴熟技巧。
泰戈尔的中长篇小说内容丰富,艺术表现手法高超。本人对作品了解肤浅,在其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和逝世四十周年之际,写出的这篇文字,只是一些学习心得,以表纪念,难免有错误之处,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原载《东方研究论文集(一九八三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9月
刘宝珍,西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