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诗人泰戈尔与圣蒂尼克坦

常任侠

我在青年时代，就看到过诗人泰戈尔，他有一双炯炯的深澈的目光。透露出无限的智慧。他的波纹的长发与美丽的须冉，如一古代的圣者，既潇洒又庄严，给我留下永不能忘的印象。

一九二二年，我十八岁时到南京美术专门学校去读书，同时也到东南大学去听文学课和其他名流的学术演讲。一九二四年泰戈尔诗翁来华讲学，到南京，就在东南大学的体育馆为听众讲诗，当时的翻译者是诗人徐志摩教授。听众云集，挤满了广大体育馆的所有座位和空隙。诗翁泰戈尔清越的声音送入每个听众的耳里。他的诗篇如初升的新月，万里清光，照彻宇宙，也如盛放的百花，异香馥郁，飘散园林。从此我就时常诵读诗翁的著作。文学研究会所译印的《飞鸟集》《园丁集》《新月集》等等，都是常放在我身边的诗册。泰戈尔的诗，在我青年时代的心灵中引起多少次玄思冥想，想象雪山的那一边，有一位大德长老，行吟林间，他的理想是要扫除一切秽恶，消灭一切压迫，让人间充满和平，成为真正的极乐世界。老有所养，幼有所育，人间有如一家，互相亲爱，并且爱及禽兽，爱及草木、昆虫，它繁荣孳生，变成理想的天国。我被诗翁的哲理所教育，心情向往，因此我也学诗，歌颂我梦寐以求的新的社会。泰戈尔翁可以说是我青年时代学新诗的导师。

一九二八年我再入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探讨古典的乐章，探讨佛典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探讨变文与戏曲，探讨音韵与梵呗，从汤用彤先生学习梵文与《金七十论》，读支那内学院所刊行的《大慈思寺三藏法师传》与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我又向往印度，想起我所师法的泰戈尔诗翁，若果能到他所创办的世界艺苑（Visva-Bharati），去探讨中国与印度自古以来的文化关系，两国在宗教与艺术上的密切联系，这对于东方文明的传播历程，将能有更深入的理解。我很愿步法显、玄奘的后尘，为学术作出贡献。

但我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当我修完大学的课程之后，从一九三一年起，就留校任教，到一九三五年我才有机会到日本东京大学去，进一步研究这些课题。日本的古文化受佛教的影响很深，佛教发源于尼泊尔和印度，途经西域，汇集了中央亚细亚各民族的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最后才到达日本，因此在这一条宗教与贸易的丝绸之路上，沿途采集了不少异卉繁花、音乐、舞蹈、绘画、雕刻、诗歌、传说，以及各民族的许多智慧，都随古代哲人的行脚以俱来。我很想常住日本，多得善知识们的教益，然而在东京大学两年之后，战端旋启，就不能不回到南京大学。一九四二年在重庆的山城中，由于受到一些飞来的压迫，遂去昆明，这就距离印度更进一步。一九四五年秋，德、意、日法西斯全部崩溃，我在昆明东方语专任教，印度泰戈尔大学来聘，我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可是当我来到泰戈尔翁所手创的圣蒂尼克坦时，诗翁已经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去世了。

圣蒂尼克坦，意为和平村。距加尔各答九十九英里，接近保儿坡这个小车站。原来这周围的一片荒凉土地，是印度的古老民族山达尔人所居。他们的文化是比较落后的。他们与雅利安人人种不同，而是与达罗毗荼人有相似之处。在这里的古高原地层上，常常有古木的化石出现（我至今尚保存着一段，留作纪念）。诗人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于一八六三年开辟基础的。泰戈尔翁接着奇迹般地创造出一个和平村，一个森林大学。

泰翁在青年时代到英国留学，以优异的文学成就，驰名艺林，并且得到国际的推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他返印以后，既不愿为官，更不愿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工作，他看见数百年来印度民族在莫卧儿帝国和英帝国的统治下，民族文化奄奄一息，便想如何去加以拯救。他请求父亲把这一片荒原赐给他，按照他自己的理想，创造一个全世界驰名的高贵事业。于是，这个事业便于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开始了。

这片荒原上原无树木，泰翁在这里开始建屋种树。在这干燥贫瘠的土地上种树是艰难的，创造者是坚毅的、耐心的，一株株、一行行，逐年逐月地种起来，蔚然成了森林，你可想见这是费了多大的精力浇灌栽培出来的。树的年轮就记载着这个大学的年龄，人们脸上的皱纹，就记载着在这里创业的艰辛。当我来到这里时，和平村已经是茂树繁花、檬果树成林的乐园，到处有鸟的歌声与花的香气，漂浮在和平而静美的森林中间。

印度的古代哲人，苦行悟道，多是遁迹在森林之中，婆罗门教和佛教信徒往往如此。这里却是先造森林，而后有了修道的环境。一个个住屋隐于林荫中，四周围的山达尔人仍来牧放牛羊，吹着牧笛进出于这个乐园，毫不相忤。园中横贯着一条古来的牛车道，在砂粒上印出辙迹，挽车的牛角上包着发光的金属，牛项上周绕着一串小铃和彩色璎珞，农村人把它装饰得如自己亲爱的伙伴，这种和平亲善的气息，使人与动物之间也非常融洽。于此我仿佛走入古代诗人伽利达萨的著作中，仿佛看见《沙恭达罗》中的人物。泰翁理想的印度文艺复兴就奠基于此。首先，我觉得这个气氛就是非常优美的，是有诗情，有画境的，是有宗教般的虔诚与和善的。这就是在荒原上出现的和平村，出现的世界艺苑的初基。

从圣蒂尼克坦向西去六七里还有一个村子，叫师利尼克坦，意思是自助村，也是泰翁在一九一八年左右所建。在这里，印度的民间艺术如制革、制陶、织布等工业得到发展。这里所做的羊皮坐垫、皮包、小盒、陶碗、花瓶等，花纹优美，色泽古雅，驰名远近，泰翁请来了名匠，教育山达尔的孩子们使他们成为工艺上的名手，自助助人，为印度的民俗工艺展放了光彩。和平村与自助村是互相配合的，人们要为民族的文化尽一些力量，不仅要动脑，也还要动手，思维与形象创造出美好的图景，就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我国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来圣蒂尼克坦做客，他在农村创办的晓庄师范，也和这里有不少类似之点，虽则他们的形式与目的各有不同，但他们的伟大的理想都是可尊敬的。

泰翁在圣蒂尼克坦接纳从各地来退休的学者、艺术家、宗教家等，凡是来者，可以试住三日，彼此合意，便可永住下去。在圣蒂尼克坦有不少高年硕德，优游岁晚，是他一开始就立下的制度。所以这里也叫阿息阑姆（Asrama），也就是修道院的意思。泰翁在这里办学是从小学办起的，最早收了五个小学生，一说十二个小学生，这十二门徒，如今都已经是皤然老叟，存者无几。我的好友木库德，便是其中之一。一位老人告诉我，当初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人烟很少，是强盗出没的地方。这些强盗们到包尔德温去劫财物，来这里无人处分赃。和平村种树造屋，陆续建成。在村后树下，有一个很小的神庙，这是原来的住民崇拜的，至今每年加利祭，还有人牵来羊，宰了献祭，把血涂在那块石头上。但在泰翁未来之前，这个加利庙前却是杀人献祭的地方。在山达尔祭司长处陈放着一排人的骷髅，我的学生还曾亲眼目睹。如今由于泰翁的教化，这里迷漫着弦歌之音，这种古俗已不存在了。

我来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冬天，正是祭日（布加），四周远至十里左右的居民山达尔人，成群结队而至，来赶这个庙会。到夜间，男子女子各结成许多长队，击鼓舞蹈，月下踏歌，有如田雯所写《苗俗记》中的情景。这些数不清的队舞，可以通宵达旦，日出始散，就在和平村东侧的广场上举行。一时江湖艺人、商业小贩，纷然来集。在这个露地市集上，可以收买到各种土俗的东西，这些民间艺术品往往是都市中所罕见的。我曾收集到各式的银釉陶偶与铜铸的足铃，还是古代石刻中所遗留的形式。归国后我曾捐赠给清华的民俗资料室，余下的都在十年浩劫中散失了。

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这个大学所处的环境，它是多么接近下层人民，愿意和人民在一起。它远离都市，远离帝国主义者所散布的臭气，远离奴化人民的所谓文明，它呼吸着乡土的朴质气息，了解人民的疾苦与喜乐，它回复到古代哲人在森林中修学的境界。但是这里对于现代科学与现代艺术的成果，也非常热心研究。由于泰翁是现代的伟大诗人和画家，在大学的图书馆和他私人的藏书室中，有世界上最杰出的作品供人参考，为新的印度的文艺复兴作出贡献。

我初到印度的加城，就参加了对甘地先生的瞻拜大会。他在市郊布道，他说的是印度人民应该说印度语言的问题，这在加城爱说英语的地方，是有爱国主义复兴民族的深远意义的，这时印度还在英国总督的统治下，还未独立。我到和平村的第二天，这里欢度布加（祭神）节，甘地先生也来到和平村。他原是这里的校长，有一间小土屋，就是他的住室。他为大学的师生研究人员布道，说不可接触阶级是我们的兄弟，不可歧视。他讲道之后，继以献捐，捐的钱要送给不可接触的人们，作为他们的教育经费。在这个会场上我看到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和平村有一位盲乐师，他是从民间艺人中招请而来的。他原是流浪乡村的乐人，现在大学就是他的家，他把许多年勤俭积下的钱倾囊献出来，愿对不可接触的贱民兄弟有一点涓埃之助。我拿了一张甘地翁与泰翁的合照请甘地翁亲自签了一个名，也捐献了五卢比（这是每个请求签名者都应交纳的数目）。

在春节来临的时候，这里更加热闹，我曾参加这里的泼水节。人们用红水互相泼洒，洒得满头满身，一件白衬衫变成个花衬衫。在吉庆的日子里，并且在头上洒红粉，互相祝福。泰翁对中国特别亲善，他制定用中国式的黄色长袍作为节庆礼服，使节日的气氛显得格外热闹。泰翁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这是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五日，在北京法源寺双栝庐宴请泰翁的宴会上，梁任公先生赠给泰翁的，他一直沿用着，还刊印在他在中国的讲演集上。这也是中印友好的一段姻缘。

在和平村，有一个中国藏书馆，这是谭云山先生的劳绩，谭在新加坡的华侨学校教书，钦仰泰翁，来到和平村学习。新加坡华侨李俊承信仰佛教，来印巡礼佛迹，热心好义，捐了一笔资金，为建馆之需。谭回中国，又捐来了一部木刻佛经《青龙藏》，这就是图书馆的建设初基。其后又得到中国政府的协助，藏书室改建二层，又建筑了两厢，这就成了中国学院。院中沿墙种着朱槿与茉莉。门前有一株大红豆树，红豆熟时，落满地上。我把中国和南洋寄来的邮票送给孩子们，孩子们就拾红豆送给我，至今我还保存着一瓶，作为永久的纪念。印度学者研究中国学的，就来这里学习中文，读中国的佛经。这为在和平村的中印学会创造了良好的气氛。谭有三个子女，是在这里诞生和培养的，谭文和谭立，都长于孟加拉语。最小的贾美莉，是泰翁布名，想来都已为社会工作。

中国学者先后来这里讲学或做客的有许地山、徐志摩、徐悲鸿、陶行知等先生。大学校园有一茶亭，冠以徐志摩（Sujima）的名字，我在校任教时，住的房间墙上有几点颜色，据说还是徐悲鸿先生作画所遗。悲鸿先生为泰翁和甘地造像，炯炯有神，深受大学重视。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有竺可桢先生率领一个代表团来访，我至今还保存着当时共同的摄影。国联的文教处郭有守先生，远道来访，欣然道故，大学为他开了崇敬的盛会，这对中印文化交流的增进使人永久难忘。

有不少国际著名的学者来这里讲学或做客。如法国的勒维（Sylvain Levi）、意大利的屠奇（G.Tucci）、德国的克拉姆力希（Stella Kram ri-Sch）等，都在和平村的学术活动中留下不少成绩。勒维是一位梵文学者，曾著《尼泊尔》三册，为后来的尼泊尔学者腊格弥撰述《尼泊尔史》作了先导。屠奇编集《西藏艺术》，深入西藏收集宝贵的艺术品，便是在这里任教的时候。当他在加尔各答编艺术品目录时，我曾访问过他，屠奇的收集品确是洋洋巨观，他请我浏览在西藏各大寺所得的画布挂象、金铜造像、刺绣品、经卷以及其他实物。克拉姆力希是一位考古学者，曾与阿邦宁·泰戈尔合编印度东方艺术学会年报（Journal of the Indian Society of Oriental Art）。这个纯学术性的巨册，用手工纸印成，学术价值甚高，我所得到的至今都宝之无失。阿邦宁·泰戈尔是诗人泰戈尔的侄子，为印度首席大画家，出其门者甚众。徐悲鸿先生在和平村时，和他相交甚善，每次向我称道他的艺术。我到时，阿邦宁任大学的校长，但眼已失明。我每次在他身旁共话时，他总是握着我的手，抚摩着我的衣服，无上亲切，使我感觉到如对一个肃穆的古圣者一般。他高龄失明，留下了不少严肃而认真的画幅，作为后继者的典范。

泰戈尔留下不少现代作风的作品，陈列在他的纪念馆内。纪念馆还陈列着他用过的画笔和颜料。他的继任者是阿邦宁·泰戈尔。泰翁的儿子是一位植物学家，大学里有些珍异的树种，便是他所种植。泰翁的孙子泰无量，是一位中国文学研究者，能写汉文，能说流利的华语，曾来北大留学。阿邦宁先生去世后，由艺术院院长南达拉尔报司先生任校长，他是在阿邦宁之后的印度首席画家，他为我所做的线描，至今世袭珍藏。还有为我作画的碧诺德穆克济、马速济，都使我怀念。

我在大学任教，讲的是中国艺术考古，中国文化史和日本语文，我带去一些汉画拓片和照片，为研究同好者讲述。中国文化史是为中国学院的研究生而开的，至于日语则是一位日本教授战时返国，因需要而补其缺。学院的一位梵文学者巴贝特教授，他愿学习日文，我愿学习梵文，彼此共同研究佛典，得到很大的益处。惭愧我未能做和平村的永久居民，若果能在这圣地的安静林下，日积月累地继续研究下去，我想也会做出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使我最难忘的是和平村的那些朋友们，除了巴克济（华名师觉月）、巴贝特、普乐坦（华名白乐天）、泰无量、沈明等，我们在北京尚曾一度会见。钱达先生及其夫人是我在和平村的老友，于一九五五年率领文化代表团来华，我在《东方艺术丛谈》一书中曾著专文论及，并收入他们的照片。其他都只是在梦里相逢，远隔天涯。不过在和平村的许多生活印象，却使我静言思之，仿佛如现目前。当朝阳初上，在檬果的林荫中散步的时候，泰翁的诗境，就漂浮在鸟语花香之中，当月下听歌，在音乐院（Sangit-Bhavana）前席地而坐的时候，那些长身玉立的女孩子们，那些发如卷涡的乐师们、舞人们，他们的脚铃的声音，永久在我的记忆中震荡。我仿佛听到霓裳羽衣的天竺妙舞，又在月色的清辉中，随风而至。当我在树林中讲学的时候，上面有唧宛鸟飞来鸣唱，落下的花朵，飘散在身上。牧童们有时吹着小笛，从旁边走过，悠然自得。在诗人泰戈尔邸寓前，种着各色的玫瑰香花，展布开阔的花圃，这又是我们常去徘徊的地方。早晨在曼达尔（Prayer Hall）晨祷，傍晚坐高台上闲话，看落日的余晖，看星星在夜语，听昆虫的合唱，无不富有情味。我怀念和平村的那些老人们、青年们、孩子们，他们都是那样古朴、真实、无邪、可爱。我并且怀念为我治餐的前后几位厨人：波拉、堪奴、古鲁尼，他们都是善良的人。在这个乐园里，他们关怀人、帮助人，永使人不会忘记。我临别和平村时，在茶会上向会众致词，叙述一些琐事与感受，眷眷于怀，至今也未忘却。

一九四八年我到加尔各答去为侨胞办报并教学，巴贝特教授从大学致函，希望我再回去，接着他自己亲来挽留，表达大学对我的厚意。我保存着这些文件和盛情，但我在加城的工作，已使我不能离开。国内开展着有史以来的变革，人民在向我召唤，我应该为华侨的文化，祖国的建设，尽一些力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就离开印度东归了。去时一身飞过喜马拉雅雪山，归时却装满了几箱艺术考古书籍和艺术品，绕过了东南亚的海程。加城的朋友甘歌利（O.C.Gangoly）赠送了他的《色彩》艺刊（Rupam），垢师（Ajit Gosh）赠送了他的康格拉细密画，沈（Justice Sen）赠送了他的古吉拉特铜雕，以壮行色。这几位印度第一流的收藏家，都是我在和平村认识的朋友，彼此都互赠过藏品。他们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使我深深怀念。

泰翁建设了和平村，建设了森林大学，培养了很多人才，推进了印度的文艺复兴运动，使印度的古代文明，重新发扬了灿烂的光辉，照耀东方。我有幸在圣蒂尼克坦度过了一段时间，希冀能像玄奘法师在那烂陀一样，为沟通中印的文化事业永远努力，作出贡献，以报答和平村的可敬的朋友们对我的厚爱。

常任侠，北京大学教授